【路上•身边】

两年间与我们相遇的那些人

    《当代工人》杂志的《本刊策划》专栏，从2013年1期的《90后登场》起，匆匆两年过去了。这两年是"劳动实现中国梦，聚力建设新辽宁"的两年，是扎实推进"6个专项行动"升级，提高工会依法维权的整体水平的两年。是激励、启发广大职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把个人梦想与中国梦有机结合的两年。

    当下中国，有着多少千变万化的故事，有着多少可记录、可挖掘的生命履历。站在中国工会这艘大船上，我们何其幸运。大时代、大格局、大变化，投射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个个鲜活生命无可替代的专属印记。作为工会媒体人，通过对这些鲜活生命的尊重，来展现、推助维权行动；通过记录、关注这些普通人的命运变迁，来解读依法维权的坎坷进程。于是，又有了"身边"的定义。

    我们的身边人是谁呢？是清洁工姚树峰，是劳务派遣工老肖，是留守女孩孙梅，是想生二孩却生不起的李青，是为养老金奔走的王福军，是在沈阳争当好保姆的喜华，是为"证"奋斗的小伙子闫帅鼎……

    这些平凡的人，都有让人难忘的个人生命史卷，史卷里折射着五彩斑斓的时代光影。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在追求更好生活的征途上，平凡生命更能体现人性的丰富、命运的复杂甚至残酷，更能拥有温暖的内心、深刻的情感和道德的光辉。

    在700多天的某时某刻，我们跟这些人相遇。点头微笑中涌出一声长叹——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我们一路同行。

    他们

    文/明非

    他们是我在这一年结识的普通劳动者。

    张永强曾是几个“维权大佬”身边的龙套，跑腿、造势是他之前维权的常态。今年，因为不满主管对自己的蔑视和爆粗口，做了几个月夜班保安的张永强攒足了气力，就加班费、未签劳动合同、未交保险等事宜，申请了劳动仲裁（详情请见2014年10月B《尴尬仲裁》）。龙套经验让他在维权初期准备材料时驾轻就熟，拉上前同事一起做申诉人，更显得把握十足。

    我以旁听者身份与他一同走进仲裁庭。被诉方派出的是人资部主管，两个20岁出头的女生，从举证到回答问题，有条不紊，显然训练有素。之前自信的张永强在质证时只能无助地说对方造假。

    仲裁结果与张永强料想一致，仅裁定被诉方为他补交保险和滞纳金，其他项因为对方拿出了有张永强签名的合同和辞职书而不予支持。但仲裁员的态度让张永强觉得温暖，“你们是弱势群体，很同情你们的遭遇，但我们只能依照证据仲裁，无权判定证据的真伪。”初次单打独斗，张永强觉得自己半输半赢，输的是没有在仲裁一击即胜，赢的是他积累了经验：不要随便在写着几条管理规定的A4纸上签字，防止公司把它装订在合同最后一页；不要主动写辞职书，那就得不到经济补偿金。

    相比之前维权提醒劳动者保留好工牌、工装等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简单，现今的维权更加艰难。资方组织严密、资源丰富，劳动者一盘散沙、势单力薄，实力根本不对称。《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出台或修订，是制度层面的“赋权”，实践中的"剥权"才最为残酷。你行动了，对方也行动了，但最终你耗尽心力，对方却洋洋得意。

    曹建南是张永强的前同事，27岁，有点儿呆萌的大男孩，维权时情绪并不积极，告也可，不告也行，无所谓却也无所畏惧。毕竟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浪费精力状告公司，更担心维权经历给自己将来找工作带来麻烦。他的动力很直接——钱。于此，他和张永强结成同盟，互相作证，互相支撑，以提高维权的成功率。或许将来，曹建南就成为下一个主角。

    东叔是父亲的同学，在一家民营纸箱厂打工时右手受伤。老板问他要多少赔偿，月工资1200元没签劳动合同的他说5000元。老板爽快地付了现金给他，让他写个收条，今后不再找账。父亲跟我说东叔现在后悔了，一根手指没了啊。我说明显有失公允的合同无效，东叔可以做工伤鉴定，再去找老板要赔偿。最终，东叔放弃了权利，他说自己一口吐沫一个钉，不能让人背后讲究。被信义绑架的东叔啊，你可知老板在背后窃笑？

    再有东叔的消息，便是他做了更夫，要求签劳动合同。老板因此高看他一眼，“行啊，老头儿，明白人！”徐光荣是《当代工人》的读者，他来信咨询，说父亲患矽肺病，已定级，多年煎熬后停止呼吸，当地社保局连同丧葬费共发了16个月的工资给他。徐光荣不服，认为父亲因工死亡，应该得到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48个月的工资。我打电话跟他解释，认定工亡条件非常严苛，比如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您父亲的情况不符合。徐光荣仍然不解，结束通话前，他还在喃喃自语父亲确实是因为工作得病才去世的。

    48岁的瓦匠老周从黑山县来沈阳打工，两年前是他收入的巅峰期，一天300元，下班就点钱，不给钱立马走人。今年房地产形势不好，老周已经一个半月没开工资了，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不怎么担心，可以上访、找工会、起诉。工地墙上都写着"圆你中国梦"呢！

    瞧他们，在努力圆梦，在尝试改变。在权益被侵害时，仅有的反抗不再是阿Q之怒，不再是怨命自怜。他们或积极、或冲动、或执拗、或乐观，他们为自己担起一份责任，不觉中，也为社会制造着一个期待，期待依法维权的爆发。看他们，这个爆发正在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