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心中的七彩泡泡”

——浙江杭州中院民五庭副庭长余文玲追梦记

本报记者 孟焕良 本报通讯员 王方玲

　　“这一生，你有什么值得毕生追求的梦想？”

　　2005年，热恋中的余文玲面对男友如此深问，不假思索地回答：“为中国法治事业而奋斗。”

　　“不就一个职业，何苦搞得自己这么累？是否考虑去XX房产公司？我来牵线，年薪不低于百万。”

　　2014年，正因工作压力大向来杭出差的北大同学吐槽的余文玲，面对如此诱惑，一笑而过；

　　“你怎么还不走啊？你什么时候走？”

　　2014年年底，身边连续有3个法官离开民五庭，余文玲面对朋友如此调侃式追问，坚定地回答：“我心中那个七彩泡泡没有破灭，还会坚守这里不懈追逐。”

　　这是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余文玲人生的三个碎片。她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自己梦想所在，那也许是沐浴过燕园众多名家思想精髓的北大学子逃不掉的宿命。特别是得知北大优秀校友邹碧华出事后，法律职业共同体再次唱响司法的温度，“他不辱使命、心系社会、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让我望其项背，也是我毕生学习努力的方向！”

　　这一次不再动摇，哪怕未来遥远现实骨感，也要像铁轨一样，志存高远而脚踏实地。

　　“至少那个坑是干净的”

　　余文玲原本是个标准的理科生，一心想要学医，从事技术性职业，高考时一不小心成了“学霸”，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专业提前录取了。

　　“法学”，在刚经历初见团校那“弹丸之地”的失落后，是被余文玲当作纯技术专业来读的。“虽然学校很小，整个北京又灰突突的，没有江南那样绿得干净，但既然只能在此，那就埋头读书吧。”

　　她就像个理科生一样埋头读书，直到遇上一个湖南籍的法学教授。他在课堂上那种文科生的思维吸引了余文玲，虽有浓厚的湖南口音，而且观点偏激颇受争议，但他旁征博引，那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学术的真诚，开启了她更大范围的思考空间，要拿自己所学对社会有用。

　　每次上课，她都竭尽全力做笔记，因为口音太重、思维跳跃又快，她不得不边记边留空格，下课回忆整理完善这些笔记。这是余文玲接触到的第一个北大法学毕业生。

　　一本本笔记记下来，她报考了北大民商法研究生。

　　2000年如愿以偿后，她见到了更多心怀天下的北大人。同宿舍的好几个同学都是当年各地的高考状元，和这些“女神”一样的北大“土著”整天混在一起，不仅书本问题而且社会问题，不仅大问题还有小问题，都在关心讨论。“而她们虽贵为‘女神’，但一点拒人千里之外的高傲都没有，谦虚、真诚都对我影响很大。”

　　做毕业论文时，余文玲选了共同危险行为侵权责任。每天晚上卧谈时，四五个人就在那里争论，责任这样承担会怎样，那样承担会怎样，把法理背后隐含着的公平公正、法律所要担当的社会责任都深入挖掘出来，整个侵权法律关系都体系化了。

　　她慢慢体悟到法学的经世情怀。2003年毕业，放弃导师推荐的留在北京当律师和到上海当检察官的机会，来到杭州中院，成为那里第一个北大研究生。

　　当时书记员太少，余文玲开始跟着合议庭做书记员，一年内手写了近300件案件庭审记录。她感谢当年上课做笔记的功底。

　　那干净、俊秀的庭审记录成为后来书记员崇拜的范本。

　　每天做着排期、送达、速记、归档等“不用脑子的活儿”，基本每晚都要忙到快10点才回宿舍，同居密友兼同事申正权都看不下去了。

　　北大最要好的小姐妹要去美国了，当年她们一起到上海考托福，两年有效期也快到了。“走吧，我们一起走。”

　　听着这个当初对她影响最大的人的呼唤，余文玲犹豫着说：“我起码在杭州中院已有一个法官的坑了。”

　　见她不愿走，小姐妹最后留下一句“好吧，至少这个坑是干净的”，去了美国。

　　这个“坑”理论再次让余文玲从琐碎的书记员工作中看到价值所在，开始锁定“为中国法治事业而奋斗”的七彩泡泡。

　　第一年书记员结束，她在杭州中院荣立三等功，并成为每年新招录的书记员入职培训首选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