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许多同龄人在为电影虚构的精彩桥段赞叹不已的时候，他沉醉于纪录片的冗淡和真实。当同学们为成就功名在城市拼搏的时候，他选择扛起摄像机远赴藏区记录当下。当身边人将过上安逸日子作为人生目标的时候，他认为自由和不安分才是应该深扎在心的根。有人说电影是创造奇迹，而纪录片是等待奇迹，孙泗淇就是一个爱上了“等待”的人。“我觉得纪录片是时间的艺术，坚韧的时间会让爱隽永。”孙泗淇说。

　　几年之前，一部法国纪录片《身为桑嘎尔的女人》，片中细腻刻画藏族女性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让孙泗淇深深震撼，并让他就此迷上了真实影像。以至于他后来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选择在电视学院学习一切跟纪录片相关的知识。

　　大三，他和朋友共同完成了《再见好年华》，是他对纪录片的一次初探。新知楼的电脑和椅子是孙泗淇的“老朋友”，创作《再见好年华》的时候，他几乎每晚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每晚都对着电脑工作，已经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常常一抬头，天就亮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孙泗淇和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再见好年华》在两年内荣获了第十二届半夏的纪念北京国际大学生影像展最佳长纪录作品奖、第三届“青春的纪录”环太平洋大学生微纪录作品大赛评委会推荐最佳编导奖、第二十二届大学生电影节纪录单元评委会特别奖。这让孙泗淇更加坚定了自己拍摄纪录片的梦想。

　　玉树大地震的那年8月，孙泗淇随父亲去了玉树。经受地震但幸运生存的孩子、寓教于行的喇嘛罗松还有没有工资的志愿者老师，让孙泗淇感受到属于藏地那分对于生命的坚持，自那之后，他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那片高原。

　　2014年8月，带着足够的信心和决心，孙泗淇决定和父亲带上拍摄设备驱车从深圳前往玉树，拍摄关于这个福利院的纪录片《阿玛拉》。

　　前往藏区的路途并不顺利，当时孙泗淇和父亲选择开车进藏。夜晚寒风凛冽，颠簸的山路和险峻的雪山让孙泗淇和父亲感到一丝不安，但是为了能早日赶到目的地，他们选择连夜驾车。同是高度近视的父子俩，在这段路途中可谓吃尽苦头。“有一段路，我们离悬崖只有五六米的距离，特别惊险，当时真的吓坏了。”当晚，孙泗淇高原反应很强烈，“那时才真的尝到了什么叫头痛睡不着觉。”说起这段经历，孙泗淇仍显得心有余悸。

　　这还只是他尝到的第一个苦头。不能洗澡，经常停电，没暖气，吃得少睡不好，终于让城市青年孙泗淇明白了什么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孙泗淇笑着调侃自己：“最高纪录是差不多一个月没洗澡，那叫一个酸爽。”

　　环境艰苦还不是孙泗淇最头疼的问题，“我不懂藏语，白天一个人拍，晚上还要找人帮我翻译，工作量非常大。虽然我和他们在一起住了很久，但还是很难达到内心的沟通。语言是个大问题”。

　　虽然条件艰苦，语言不通，但是孙泗淇丝毫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在这里我和他们一起生活，在拍摄的同时也当他们的志愿者。我认识了不同的人，感受到了藏文化的独特魅力，看到了藏地活佛对孩子的包容以及当地人民对信仰的虔诚，我收获的不仅仅是一部片子”。

　　4个半月的拍摄，让孙泗淇对纪录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拍纪录片，你不能只把自己当一个拍摄者，要跟拍摄对象达到真正的平等相处，融入他们的生活，才能在镜头中体现真实的他们”。

　　现在的《阿玛拉》还是个“半成品”，但是孙泗淇并不“急于求成”。他选择等待，等待更好的奇迹。“我认为纪录片的意义就在于用影像记录现实，我愿意用记录的方式去等待奇迹，发现奇迹，找到更多有价值的故事，让自己对社会的关注嵌在纪实的画面语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