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走对了”

　　今年1月，裴洪岗盘算着辞职时，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上海两会浦东代表团的小组审议上发问：“儿科到底怎么样了？儿科医生去了哪里？”

　　去年冬天，上海市新华医院贴出通知：“儿科急诊内科等候时间需要6小时，有高烧的小朋友请先服用‘美林’”。与此同时，北京、南京、广州都有医院因儿科医生紧缺而被迫暂停急诊、甚至关停儿科。

　　“要看儿科医生情况，去招聘会上转一圈就知道了，求人家，人家都不留简历。”一位儿童医院宣传科负责人苦笑着说，招不满人是常态，“想招100个，最终能招来三四十就不错了。”

　　裴洪岗也直言：“都是去不了别的地方才到我们这来。”他是最后几届儿科系毕业生之一。而今，班上40个同学中，仍然从事儿科的已经不到一半了。

　　做了30多年儿科医生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回忆起，自己刚毕业的时候，放弃了内科、外科的邀约，选择了儿科。因为儿科的治愈率最高，“孩子们病着来了，然后蹦蹦跳跳地离开。”

　　丁洁动情地回忆起，第一次向患儿家长告知坏消息的情景。当时她只是个年轻的住院医师，说出“红斑狼疮”几个字时，孩子的妈妈低下了头，“我看她要哭，就想劝她，结果一难受自己先哭了出来。”结果那个家长反过来安慰她。“那时医患关系就像家人一样。”丁洁说。

　　裴洪岗也时常被患儿家长感动。但自工作以来，他无奈地看着病历越写越长，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沟通时间却越来越短。残酷的现实是，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病历往往成了医院和医生保护自己的最重要防线。

　　裴洪岗只能一边每天花四个小时写病历，一边在微博上做白日梦：“等我有钱了，我要配一个保镖防医闹，配个秘书写病历，再配个律师审病历。”

　　同样具有“防身”作用的还有本可避免的检查。“能做的检查尽量做，做了CT又做核磁，防止被患者告的时候会输。”连续几年关注医闹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教授温建民无奈地说起，“我们很多医生跟我说，我现在看每个病人，我首先把他当作我的一个原告，我是一个被告。”

　　即便如此，同行的遭遇依然令裴洪岗心有余悸。一段摄于深圳市龙岗区第五人民医院（平湖医院）门诊大厅的视频中，死亡患儿家属十余人，拉着“无良医生，草菅人命”的横幅，有人蹲在地上烧纸钱。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低着头跪在火堆前，一直被骂，时而被打，多人围观，无人制止。

　　“连人身安全都没有，编制的那点安全感还有什么意义呢。”一个星期四的下午，裴洪岗板着脸点了点头：“我觉得走对了。”

　　难以把这个被粉丝称为“裴奶奶”的科普作者与曾经的“愤青”联系起来。刚开微博时，他为杀医案鸣不平、发表长文反思医改缺陷，追究不实的媒体报道，与网友对着吵。

　　直到2013年，医疗界微博粉丝最多的急诊科女超人于莺从协和医院辞职。裴洪岗受到启发，转而专注医学科普，开始有意识地积累人气。

　　从2013年冬天开始，他在微博、微信公号上同时发力，每周推送两三篇科普文章，内容从新生儿肚脐护理到如何穿衣，发烧要不要打针到手术原理，两年间积累了40多万微博粉丝，公众号粉丝也超过了12万。

　　直到前不久，“我意识到自己做的那份业余工作和自己身处的体制的工作有些难以兼容，而自己所拥有的影响力资源应该能让自己在体制外维持生计，我到了可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裴洪岗递交了辞职报告。

　　“将来看病会越来越难？”

　　眼下，裴洪岗正在洽谈投资，诊所选址、审批、招人、装修、开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坦承，离开熟悉的环境，也有焦虑。

　　“有流动的空间才会带来自由，才会带来议价的空间。”裴洪岗认为，在当前以药养医的体制下，公立医院医生的劳务价值被硬性压低，走向市场可以理顺服务的价格。长远来看，医生的出走还会倒逼公立医院改善服务以留住病源，提高待遇以留住员工。

　　也有观点认为，私立医院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大病的诊治往往需要包括其他科室在内的整个医疗团队的配合，私立医院“除了给点温暖解决不了别的。”“将来看病会越来越难。”

　　全国政协委员、传染病专家李兰娟院士今年的提案是“加强产科儿科建设，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李院士认为，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我国产科、儿科面临着近30年来最大的压力。

　　1998年，由于“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医学院本科教育中取消了儿科专业。此后，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需经过3年规培、2~3年的专科培训后才能成为一名儿科医生。广西政协委员、民建广西区主委钱学明调研发现，从1999年到今年的16年时间里，中国儿科医生仅增加了5000名。有代表直言：“儿科医生的培养速度不可能比生孩子快。”

　　去年7月，国家卫计委下发了通知，要求对儿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未能通过全国统考，通过加分满足合格线的考生，也可获得执业资格，但仅限定在儿科岗位。

　　“这对我们是一种侮辱！”丁洁坚决反对这种实则降分录取的政策，这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在她看来，促进儿科人才的培养不能用降低门槛的方法，而应赋予学校或医院等“需方”以优先选择权，从而增加儿科事业者的职业自豪感。还有委员建议，针对儿科专业设立奖学金甚至免除学费。

　　今年1月，为应对儿科急诊纷纷关停的窘境，卫计委又印发通知，“儿科医务人员不足时，可以对高年资内科医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充实儿科医疗力量。”这一被解读为“儿科不够内科来凑”的政策又引发了一阵吐槽。

　　“对体制我们可以吐槽，可以抱怨，但如果不想失去希望，还是要靠自己去打通那条通往自由的隧道，这是体制内儿科医生的救赎之路。”裴洪岗写道。于他而言，网络就是那条“通往自由的隧道”。他坦承，如果没有聚集起来的注意力资源，他也没有离开体制的勇气。

　　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中，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政府是医疗体制改革的主体，但医生是主力，没有主力的支持，医改难以为继。只有建立合理的医生薪酬体系，让医生自由流动，才能调动医生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钟南山认为提高医生待遇是解决儿科医生不足的根本办法。丁洁建议直接给儿科规范化培养基地的青年医师增发专项医护津贴，以吸引选择儿科的青年人才。“要给定项补贴，比如医院有一个儿科医生补贴一万元，保护好现有的儿科医生。”

　　代表委员的建议得到了政府的回应，在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增加了实施“儿科医生培养使用计划”的内容。李克强总理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协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建立健全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保护和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裴洪岗在积极地为自己的诊所奔走，他希望，如果诊所做好了，可以“向儿科同道们证明，儿科医生通过努力也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愿意做儿科医生的人也可能会增多，孩子们看病也会越来越方便。”

　　只是对于排队看病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显得太过遥远。儿科急诊大厅门口，一个母亲茫然地坐着，每隔十几分钟，她就走进大厅瞧瞧，生怕叫号时错过了。另一个年轻的母亲，索性坐在了医院大门外的花坛边，怀抱孩子一动不动，等得忘了时间。（陈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