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制订需警惕诸多连锁反应

　　■核心数据：最低工资标准上调10个百分点，企业社保参保概率下降0.0417个百分点

　　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一环，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最低工资规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并规定其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各地最低工资的连年上调，在反映了监管机构对当地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同时，会否连带产生一些易被忽视的问题？譬如，最低工资会否影响到企业的社会保险参保积极性？

　　企业压缩社保应对最低工资上调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刘子兰与搭档刘辉向记者谈到其研究动机时表示，“从目前有关最低工资的文献来看，更多关注的是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和工资水平等职工短期利益的影响，而忽视了最低工资规制下企业可能采取的替代性行为。”其中就包括，企业采取压缩逃避社保缴费和压缩员工福利等方式予以应对，从而最终损害劳动者的长远利益。

　　利用手工搜集的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保政策缴费率数据，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研究利用了地级市层面最低工资标准的空间和时间差异来识别最低工资对企业参保行为的影响。

　　“从主要结论看，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企业参保概率存在负向影响，且会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的缴费水平，损害企业的参保积极性。”刘辉介绍，最低工资标准每上调10个百分点，企业的社保参保概率将下降0.0417个百分点，绝对缴费水平将下降2.9678个百分点，相对缴费水平将下降0.1039个百分点。

　　再引入所有制、雇佣规模等因素来看，他指出，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社保参保积极性的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其对非国有企业、雇佣规模较大企业和高工资水平的企业的参保概率和缴费水平的负向影响更显著，但是也会降低低工资水平企业的参保概率。

　　或导致高壁垒行业新垄断

　　本次论坛年会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杨汝岱，也针对最低工资给出了全新视角的解读。

　　在《最低工资保护了谁？———基于企业价格加成的视角》的主题报告中，杨汝岱指出，最低工资或造成新的垄断。

　　具体地，最低工资上升，淘汰了部分竞争力弱的企业，形成的市场空白将由两种方式填补：新企业进入和在位企业扩张。而由于市场进入面临制度壁垒（市场化程度）和自然壁垒（固定成本，替代弹性），新的企业难以进入，即使进入以后也将难以存活。

　　杨汝岱强调，最低工资的提高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价格加成，这一提升主要是由于在位企业引致的。

　　“因此，如果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降低制度壁垒，进而活跃市场进入，那么调整最低工资要非常慎重，否则可能会造成垄断，损失社会福利。自然垄断行业的相关规制需要进一步加强，避免先行者优势形成新的垄断。”他说。

　　排斥低技能移民会降低经济效率

　　■核心数据：低技能移民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本地居民小时工资上涨2%

　　近半年来，全国范围内的“人才争夺战”激烈上演。特别是崛起中的各大“新一线城市”更是接连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在“送房”“送户口”上门槛之低、政策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有的城市为了抢夺高端人才，甚至给出了500万元的奖励补贴。

　　而与此相对的是，低技能人群移民则正遭遇“冷落”。“移民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梁超、陆铭教授向劳动报记者介绍，事实上，就目前我国移民的技能结构现状来看，有将近80%的移民学历在初中及以下水平，即属于所谓“低技能人群”。因此，研究低技能移民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低技能移民有助于提高本地居民的劳动生产率，且这一效果于中高技能人群更为明显。”梁超指出，低技能移民占劳动力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本地居民小时工资上涨2%。

　　且机制分析发现，低技能移民与本地居民的就业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低技能移民对城市低技能劳动力有轻微的替代效应，对高技能劳动力则存在较强的互补效应。此外，移民通过提供消费类服务影响着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考虑移民对本地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后，低技能移民带来的正向效应依然很大。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表示，从研究结果看，如果城市吸引高端人才的同时排斥低技能移民，会削弱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降低本地的劳动力生产率。

　　“城市排斥低技能移民会降低城市居民的劳动生产率，伤害本地居民福利，既有违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观，又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他指出，移民可以带来互补效应，城市发展要关注低技能移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排斥低技能移民会损失经济效率。

　　工会职能转变可显著改善职工权益

　　■核心数据：2008年以后实施了239项工会制度改革

　　伴随劳资纠纷的快速增长，中国工会的职能定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中国工会是党政机构在企业内部的功能延伸，具有鲜明的行政建制特征。”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靳卫东表示，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逐步调整，已从主要关注经济建设向民生问题转移。中国工会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从2001年第一次修订《中国工会章程》，到2014年出台《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工会建设的意见》，中国共发布了355项涉及工会组织的法规、意见、通知、规划和条例，其中2008年以后就实施了239项制度改革。“此时，行政建制有可能成为工会职能转变的动力而非障碍。”他说。

　　为论证上述问题，靳卫东在其学术论文《新时期工会职能转变》中，收集整理了大量工会文件资料，使用文本分析法从中挖掘出有关工会职能的文字表述，在制度层面论证了工会的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的调整，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工会职能转变。然后，基于CLDS数据库，使用干预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检验了工会的维护职能。

　　靳卫东说，从得到的结论看，第一，工会确实发挥了维护职能，显著改善了职工权益；第二，工会已经发生了职能转变，不再表现为企业利益的协同者，而是实现了向劳工组织的角色回归；第三，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调整，行政建制可以推动工会改变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这也是工会职能转变的动力。

　　因此，在目前“资强劳弱”的条件下，为了强化工会的维护职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他提出，要加强党对工会组织的领导，以加快工会制度改革，持续推动工会的工作模式调整。借助行政建制的优势，广泛动员职工自主建设工会，以提高基层工会的代表性和凝聚力。

　　另外，借鉴西方国家的工会实践，“在强化中国工会维护职能的同时，要鼓励工会积极参与企业管理，以更好地协调劳资矛盾，保护职工长远利益。”靳卫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