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妇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法律应成为女农民工更有效的维权屏障》，讲述了武汉大学法学院对甘肃省某市女农民工的调研，得出近年来女农民工基本劳动权利的落实有所进步，但远不尽如人意的结论。

　　虽然只是对甘肃某市一地的女农民工调研，但又反映出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保护女农民工权益有法不依的现状。作为劳动者，女性同男性一样，不只具有劳动法律规定的同等权益，还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权益，并明确受法律保护。也许法律仍需要健全对女性劳动者的保护，但已有的成文法律得以落实却是当务之急。

　　法律保护女性劳动者，不可能再单列出“女农民工”的条款，因为“农民工”不是法律范畴的词语，这个称谓反映出职工群体中某个群体依法维权的意识不强，通常受到侵权后提出诉求的方式也是专家们津津乐道的“用脚投票”。不过这种“使之闻之”的维权方式，很难让侵权者产生恻隐之心。

　　农民工之所以依法维权意识薄弱，很大原因是农民与工人的身份合一，却没有发生权益意识上的质变，依然保留遵循乡规民俗式的从众习惯，知道“杀人抵命、欠债还钱”，却不了解作为职工怎么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比如有些农民工，就不重视劳动合同的签订，打工看重的是劳动报酬，不在乎有没有劳动合同，结果很多由劳动关系生成的劳动者权益消失于无形。

　　而女农民工就更不幸。女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是相夫教子的角色，在北方乡村，把妻子习惯称为“屋里人”。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宣传妇女能顶半边天。可改革开放后，唯市场论又使女农民工成为弱势农民工中的弱势群体。曾有个县级工会女工部的干部做过一项调查，县域内的民营企业，约定俗成只要女工怀孕就自动解除劳动关系，好一点的企业，允许生育后的女工复工。居然没有女农民工对此提出异议打官司，因为乡俗向来认为生育是自家的事情。城市女性则不同，如果用人单位因女工怀孕生育解除劳动合同，女工知道后诉之公堂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虽然工会在企业推进集体协商订立集体合同工作中，强调同时要签订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但只有国有企业和上规模、管理比较规范的民营企业，才会签订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而且即便签订过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的民营企业，因女职工多是农民工，有些企业会在女职工怀孕生育期间，以“放假”方式让女工回家，以没有提供劳动为由不发工资了。

　　落实保护女职工的法律难，是因为企业受利益驱动而违法或规避法律。完善保护女工的法律，要着眼于弥补用工单位逃避或规避法律的漏洞，并要加大执法的力度。执法者要主动追究侵害女职工权益的行为，不能仅是改正违法行为就了事，需要有经济处罚，加大用工单位的违法成本。还要强化女职工生育保险，探索对未参保的生育女工，社保机构先行支付生育女工的待遇，再由社保机构向用工单位追缴，以消除企业利益驱动下的投机取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