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是老牌的职业打假人。近日，他对媒体公开，“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万左右，总索赔额理论上应该有1000万。”王海承认会向所打假企业索要赔偿，他说，打假与正义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场商业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3月23日《新京报》）

　　无论王海如何自我评价，置于公共角度，类似行为确实关乎正义。道理非常清晰：类似的人、类似的行为多了，制假卖假的成本就高了，假货就会少得多，消费者也将因此受益。

　　曾几何时，官方的态度却是顾忌重重，甚至明文规定不支持职业打假：必须是本人的实际消费行为，才能在证明是买到了假货后给予双倍赔偿。有关部门这么规定必然有其原因。

　　当时，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王海等人通过打假获得赔偿，显然将国营、集体企业作为首选。对这种打假行为加以限制，不仅是为了避免给这些企业造成过于严重的损失，更是受“出身论”的影响，认为国营、集体企业的初衷必然是良善的，无论问题多大，也是个人或者偶然因素造成的，不能一棍子打死，更要防止有人趁机闹事或者借此发财。

　　凡此种种，在今时今日再予以驳斥似乎意义就不大了。如今，至少在观念层面上，人人平等已深入人心，权利意识也已深入人心。

　　当然，应当在观念层面上明确：或许出于不忿，或许出于正义，或许有些人想借此扬名，或许还有些人想借此发财，但典章制度、有关部门不应该追问民众的行为动机，而应该关注他们实际行为的性质。既然在理论层面上，这种行为对社会有益，那么就应该明确其正义属性。

　　将理论变成现实，则需要研究、讨论、审定、颁布严谨的法律条文，使打假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一般而言，法律法规不应该对打假的范围、规模、时间、地点等予以限制，而应当对赔偿标准、证据保存、诉讼时限以及渠道等予以规范。规范是为了给打假行为提供方便，使打假行为有效避免越界，也是对经营者的一种保护。

　　现代社会的公民，必然是敢于较真、乐于较真、精于较真的。如果他们还能从中获益，那真是令人羡慕、意欲仿效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获益的同时，整个社会也受益了。胡适说：为你自己争权利，就是为整个国家、民族争权利。在“职业打假”这个较为细微的局部，足以说明一切。（中国经济网专栏作者 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