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社会政策，社会抚养费的变化总能引发舆论关注。新生儿入户不再与计生证明等挂钩被视为一种进步，按照规定，社会抚养费仍需缴纳，但客观地说这会提高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难度，笔者梳理今年以来广东省公布的与社会抚养费缴纳相关的案件，发现“罚款”虽然不少，但是政府难以拿到这笔钱。

　　表面看来，政府拿不到钱，这样的遭遇似乎与过去存在天壤之别，但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种弱势表现其实经不起推敲。社会抚养费政策仍然让很多超生家庭不堪重负，唯一的不同是，执法部门的征收手段有所变化。手段的变化不是为了减轻负担，而只是让执法变得更文明、更合法。但这可不容易实现，执法部门在征收过程中创新手段，这往往会引发恶性循环，旧的手段被否定后新的手段又受到质疑。如何改变这一局面？过去很多人呼吁取消社会抚养费，显然，落实这一建议的前提是计生政策发生变化，而种种迹象表明，计生政策暂时还不会全面调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抚养费政策就没有调整空间，从最近计生委的表态不难看出，计生政策调整趋势越来越明朗，而事实上，过去二胎政策已经出现局部松动，既然如此，社会抚养费也理应同步发生变化。

　　在无法全面取消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适度降低超生家庭的经济负担。稍作分析不难发现，社会抚养费所带来的压力中，其中有结构性因素，比如不同地区缴纳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因为法规在缴纳数额方面的规定存在一定的浮动空间，造成执法部门较大的裁量空间。按照广东省的相关规定，城镇居民若超生一个子女，要按当地县（市、区）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3倍以上6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实际操作中到底是3倍还是6倍，不同裁量对应的征收数额差异甚大，这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

　　社会抚养费的政策初衷是为配合计生政策，负担过重是超生家庭不计成本逃避执法的重要原因。其实，即便是新生儿入户与计生证明等挂钩，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成本也不容小觑，如今这一费用的征收成本被放大，在此节点确应审视相关制度安排。须知征收成本高昂是当初取消农业税的重要因素，社会抚养费尽管与其有所差别，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只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为顺应计生政策调整的大趋势，社会抚养费政策应该做出积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