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乐清市正在推广机动车“斑马线礼让行人”，并对主动礼让的司机给予油卡、现金奖励。7月13日，从该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已有2.9万辆机动车参与这次文明接力活动，当地财政拿出4万多元，用于对司机的油卡、现金奖励。（7月13日《澎湃新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若是不避让，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会被给予扣分和罚款的处罚。现在，为了让司机履行这一法定义务，而采取奖励的办法来进行引导，如此额外性补强措施，并不利于形成良好的习惯，如此做法也不值得提倡。

　　用道德的办法去培养对法律责任的认同，这样的做法有“以德代法”之嫌。首先，法律是最低限的道德义务，也是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任何人都应无条件遵守，若是违反就应依法受到惩戒。其次，道德手段和法律手段不能混用。表面上看，用奖励的办法可以更好地培养自觉性，然而若是法律约束都无以达到的效果，用奖励的补强，则很容易形成一种依赖，甚至由此造成一种错觉。当行为人认为遵守可以获利，那么就会淡化其真正的惩戒威力，反倒使法律自身的效力打折。再次，奖励应当是一种正能量的引领，因而对其使用应当有相应的边界限制，更不能造成滥用，否则既会折损奖励本身的作用，也会加大其他手段的成本压力。

　　一个可怕的结果是，对奖励已经习惯并有获利依赖的行为人，若是没有激励措施，反倒对遵守规则失去了动力，从而故意违反礼让规定而维持奖励的措施延续。而从治理手段的效力递减来看，一旦某种手段被压迫依赖之后，无论是实施政策的管理者，还是作为管理相对方的司机，都会由此形成一种固化思维，在强调其正面效应的同时，却忽视了奖励本身所带来的负面性。这期间，尤以加重公共支付而带来的不平衡感最为突出。

　　基于利益诉求的平衡感，很多人可能因为别人的投机，而获得了物质性奖励，而其他长期遵守规则的人，反倒可能被人为地忽略，一旦其奖励政策的公平性受到了怀疑，也无法做到相对的公平，其反倒会成为不稳定的诱因。就如众多的民生性政策，如低保的发放一样，因为程序不正义和结果的不公平，结果好事办成了坏事。推而广之，若是连法定的基本责任都要奖励补强，那么将会成为巨大的治理隐患。

　　此意味着，若要行人遵守交通规则，也应该进行文明奖励；企业要履行环保责任，也就给予环保奖励；在公共场所不喧哗应奖励，上车排队也应当奖励，如此奖励何时是个尽头？众所周知的是，在教育领域，固然有“赞美式教育法”，然而却不提倡对基本责任采取拔高措施。比如学生每天按时到校并完成作业，若是家长对此都给予现金或者物质奖励，那么久而久之反倒会使其价值观发生变化。如果把社会治理也视为一种“公共教育”，自然应有相应的后果敬畏和成本考量，否则物极必反的后果，比想象中还要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