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份，安徽临泉县政府发布通告，为使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顺利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将在全县开展不良贷款清收。县长挂帅不良贷款清收工作领导小组，向各乡镇村庄下达催贷任务，完不成任务将被停职免职。拒不还贷的欠贷人将被停发养老金、低保，甚至被拘留。

　　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地方权力者为了帮助信用社改制，在追贷问题上无所不用其极：县长亲自挂帅、公检法随时拘人、教师及公职人员承担“连带”责任、追贷人员绩效“末位淘汰”……这不免让人生疑：商业金融机构，莫非是地方政府开设？如此不避嫌、不依法、不收手，究竟是怎样一种权力惯性使然？

　　倒是有两个细节，令人浮想联翩：一是2012年6月，安徽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的意见》，要求到2015年全省所有农村信用联社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2012-2014年期间，省财政对成功改制的高风险农村信用联社给予1000万元奖补。而临泉县政府提供的一份文件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该县农村信用联社不良贷款余额为11.04亿元。要拿到这笔奖金，确实需要“大力度”。二是《临泉经济开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不良贷款清收工作实施方案》显示，在2014年11月10日前完成清收任务的，对各社区、居委会按照清收任务的2%奖励，超额部分按5%奖励；对包片干部及书记、主任按照清收任务的2%奖励、清收任务的1%作为工作经费。有了利益驱使，“大力度”才能兑现为“大动作”。

　　不过，声势浩大的“全县追贷”，也不过是穷凶极恶的虚张声势罢了。因为法理而言，村民与信用社的贷款关系，属于民事债务纠纷范畴，欠多欠少，信用社都可以通过法院走诉讼程序，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法理依据，说政府可以越俎代庖地帮信用社来收账。正如网友所言，“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属于滥用职权，没有法律依据。不清楚信用社与政府之间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不得不提一个说法，据临泉县多名乡镇、村干部透露，追缴上来的贷款，乡镇要提留35%，村委提留5%。于是两个问题来了：第一，就算地方部门帮助信用社追贷是其情可鉴，那么，又要从中大额度分红，公权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是黑帮电影中“收债公司”的临泉版？第二，在简政放权的背景下，公权越发谦抑、与市场的关系也越发清爽，为什么临泉还是敢于悖逆“依法治国”的逻辑，明晃晃拿低保等手段，去要挟债务人？这种霸道作为，难道仅此一例？

　　法治是善治的灵魂。尤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公共治理的现代化，底线就是谦抑的权力节操、敬畏法纪的公共理性。欠债不还也许是个法律问题，失信主体确实也该“无路可走”，但任何罚单，不应该以“家法”的面貌凶悍而出，而应该讲究程序正义——简言之，就算是债权人，也不可能横竖都有理。何况，地方政府帮金融企业追贷纯属“狗拿耗子”而已。

　　“全县追贷”这则寓言中值得反思的有很多，譬如“市场归市场、市长归市长”的边界问题，又譬如地方司法与行政机关的错位问题，再譬如行政考核中荒谬的“末位”逻辑……但最值得警惕的，还是层层下达违法任务、又层层被贯彻落实的尴尬现实。决策的科学与民主，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在“全县追贷”这件事上，何止斯文扫地？但愿这只是一场误会，更但愿地方部门都能少操心经济主体的利益，多关心民生冷暖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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