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27日发布关于行诉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明确新行诉法5月1日实施后，法院可在判决书中阐明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也就是直接认定它合法还是不合法；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可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行政机关。

　　最高法行诉庭副庭长李广宇解释，所谓规范性文件，就是我们日常所俗称的“红头文件”，它量大、管得宽。过去，民众无权提告“红头文件”，法院也无权受理。现在，公民或法人提告具体行政行为，有权将其所据“红头文件”推上“被告席”，而法院也要给说法。

　　对此种情形的严谨描述，就是将“红头文件”置于司法审查之下；更通俗的概括，可以称为“司法管权”。当然，这里所谓司法审查、“司法管权”，是有范围限定的，对象限于政府“红头文件”。过去人们经常批评“权大于法”，随着司法审查“红头文件”合法性，我国权法之间将形成新的平衡。权力受到越来越强大的司法监督，乃大势所趋。

　　允许司法审查“红头文件”，法源并不是最高法的相关司法解释，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11月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公民、法人和法院分别授权，由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了针对“红头文件”的诉权，而法院有了相应的裁判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用法律规范权力，对权力运行实施司法监督，是我国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部署。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2014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明确，要“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修改行诉法，是贯彻中央部署的一个具体步骤。

　　这一步骤，在社会上似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其实它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与法治史上具有新的里程碑意义。它不是石破天惊。1989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我国首部行诉法，实现“民告官”，那是一个里程碑。到2014年，全国当年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5.1万件，审结13.1万件。现在对法院审查“红头文件”开闸，意味着政府权力进一步受限。

　　推进依法治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法院对“红头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只是开头的那几步之一。要说可能违宪违法的，何止规范性文件，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允许审查“红头文件”，是一码事；如何审查，还有待司法实践持续探索。积累经验之后，将来允许非直接利益相关人对“红头文件”提起公益诉讼，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