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对“戴绿帽子”与男女私事的勾联，也是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对此，作为正式制度的执法处罚规定应当予以认同，避开“戴绿帽”这一民间文化的忌讳

　　这些天，深圳交警部门正在开展对行人、非机动车违法的专项整治行动。舆论在围观交警执法的同时，也注意到违法行人戴绿帽子协助执勤的现象。

　　尽管交警部门工作人员称让违法行人戴绿帽子，只是为了防晒并与绿马甲保持颜色一致，但它造成的执法效果的确不容乐观。从近期报道看，有的违法行人对此十分生气并与交警发生争执，有人表示宁交罚款不戴绿帽。

　　诚然，行人违法后可在交纳罚款与穿上绿色套装协助执勤之间择一而从，但由于包含绿帽子的绿色套装与民间文化、民间观念抵触，因此，人们会更多选择交纳罚款，从而削弱协助执勤可以起到的大众教育效果，实际上也就会消解深圳推出的协助执勤这一创造性罚则的价值。

　　“戴绿帽子”的掌故，据说可上溯至元明时期官府要求娼妓家的男人戴绿头巾，后用来指男人的妻子有外遇。将“戴绿帽”与男女私事相连，已经成为一种民间文化、民间观念。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一个国家的民情、民风、民俗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法律特征，这提醒人们，对我国特有的一些民间文化、民间观念，我们的法律规范应当作出恰当的回应。如果法律规范的订立者对此视而不见，就会引起民众的反感，进而妨碍法律规范效力的发挥。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受着两类制度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按照这种学说的观点，各种法律、法规和规则属于正式制度，而文化传统、社会观念则属于非正式制度。一个社会的制度健全，需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契合，否则，如果二者存在冲突和矛盾，正式制度再好也难以奏效。民间对“戴绿帽子”与男女私事的勾联，也是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对此，作为正式制度的执法处罚规定应当予以认同，避开“戴绿帽”这一民间文化的忌讳从而避免激起“羞辱刑”的想象。

　　良法不悖人情，既合理又合情的法才是能够顺畅实施的好法。民间法律规范的制订者，应当体察民间文化、民间观念折射出来的情感好恶。深圳交警部门为违法行人提供帽子遮阳，这是一项携带情感的执法措施，却因为帽子的颜色冲撞了民众情感。有交警部门工作人员称红帽子配绿马甲很难看，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学学深圳大运会志愿者的服装搭配，换成白帽子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