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专业的知识判断，都需要直面公众基于常识的疑虑，也离不开开放化的程序设计和当事人监督

　　一波三折的南京宝马肇事案又有新进展。南京市交管局日前发布最新消息，称肇事司机王季进经权威机构鉴定，其在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律师表示，今后在法院进行量刑时，很有可能参照这一鉴定结论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

　　这一极端交通肇事事故发生后，引起了大众舆论的广泛关注。从肇事者是否酒驾、毒驾，到是不是替人“顶包”，警方执法经历过山车般的“质疑—释惑”过程，但效果似乎并不是很好。尤其是警方一开始称“车速确实要比身边车辆快一些，但并没有出现狂奔的现象”，而随后鉴定出的肇事车时速达195.2公里。有此背景，该案的执法进程应当更加开放透明、精耕细作，以提前防范可能发生的质疑。

　　遗憾的是，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的司法鉴定，对此的回应不够有力。鉴定的详细依据是什么？如何证明作案时正好处于发病状态？司机王某家庭背景对鉴定结论有无影响？受害人家属提出，“鉴定书上关于作案时的精神状态是如何鉴定出来的”？这些疑问说到底，都是担心“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会成为一种人为减罪的“神器”。

　　不可否认，警方无论是委托医疗机构进行司法鉴定，还是只向被害人家属通报鉴定意见结果，都是严格遵照了法律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自然消除公众疑问。

　　本案中，王季进被抓后的异常表现，究竟是平时就存在精神疾病，还是经历交通事故后受到精神刺激？目击者称其开车前曾情绪异常、不断讲“烦死了”，这是否构成精神障碍疾病的充分必要证据？现代社会人的压力都很大，“路怒症”现象更是普遍，如何区分正常的心理压力与精神障碍的界限？这些悬置在普通人心中的疑问，需要专业知识权威的开放式回应。虽然法律没有要求执法部门告知当事人鉴定过程，但对于已经产生公信力危机的影响性案件，公开鉴定生成结果的检验过程，尤其是检验方法、鉴定标准和规范等重要环节，恰是回应质疑、消除猜忌的最佳方式。

　　司法鉴定有其专业判断逻辑，但并不意味着其过程就可以封闭化。再专业的知识判断，都需要直面公众基于常识的疑虑，也离不开开放化的程序设计和当事人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意味着其并非最终司法认定的证据，要增强其证明的效力，就需要强化鉴定过程的正当性。

　　专业化时代，知识也是一种权力，尤其是当执法需要借助知识权威时，更需要对知识权力本身进行规范、约束和监督。无论是精神病鉴定还是司法过程本身，都是专业知识判断，都需要遵从公开透明的程序法则，如果一味以专业知识权威自居，拒绝向公众开放，那么再客观公正的结论都可能遭遇被质疑的结果。在南京宝马案中，舆论一路盯住不放，并对鉴定意见提出疑问，无非是担心暗箱操作，会损害社会公正的底线，蚕食司法正义的基石。

　　因此，面对质疑，刑事执法不能放弃说理，专业知识判断亦不能放弃说理。化解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焦虑，增进当事方对司法结果的信任，传递司法公正的品格，都需要刑事执法机关在各个环节不断完善，恪守程序正义，以更加中立、更加透明、更加开放的程序推演，展现执法的无偏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