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退方案必须以不产生新的不公平因素、不损害产业竞争力、不增加企业负担为前提。推行延退的背后，要有公共财政、养老制度等相关改革的协调推进。

　　2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16》。该报告建议，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改革方案分两步走:第一步，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时，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区别，将职工养老保险的女性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第二步，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岁。这一方案，引起广泛关注。

　　延迟退休，是应对社会养老负担加剧和人口红利衰竭的选择。此外，去年养老金首次出现当期收支赤字，隐形债务规模持续扩大，进一步凸显了推行延迟退休的迫切性。

　　但是，延迟退休，毕竟是涉及所有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以什么样的节奏和方式推进延退，需要反复斟酌。

　　社科院的这份延退方案，既强调以65岁为延迟退休的统一基准点，以满足增加按劳动力供给、减轻养老负担的目标，同时提出引入弹性机制，愿意早点退休的人，可以通过牺牲部分养老待遇的方式换取早点退休，或通过晚点退休的方式获得更多养老金，以此应对不同的养老需求。这一方案设计看上去既可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又可尊重个人的退休需求，但在操作层面上很可能会出现种种“意外”。

　　首先，设定延退基准年龄必须考虑人力资源能否得到合理分配的问题，而方案对此没有涉及。比如，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通常需要教育程度更高、更有能力跟踪行业发展趋势的年轻工作者。假如一味刚性要求到65岁退休，那么相关就业岗位就只能被知识结构相对陈旧的老年工作者占据，造成替代率过低的问题，导致人力资源错配。

　　其次，设定延退基准年龄必须考虑不同行业不同工种的差异。在目前的产业结构下，从事体力工作的占比仍然相当大，这部分劳动人口随着年龄增长，创造价值的能力将逐渐下降，统一到65岁退休尽管能够开发老年劳动资源，减少许多专业技术岗位人力资本的浪费情况，但对于更多的非专业技术岗位而言，存在能否胜任、能否创造应有价值的问题。

　　再次，该方案引入弹性机制的建议，尽管有助于避免一刀切引发的一些弊端，但无法避免引发新的养老待遇不公问题。有观点认为，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者更愿意延迟退休，这样既可延长社会认同感，还能多领取养老金。而其他行业的普通工作者则未必愿意延退。这就意味着，“牺牲”部分养老待遇的将主要是非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这等于造就了不同的退休门槛。

　　这些疑问提醒我们，一刀切式的延迟退休方案不可取。延退方案必须以不产生新的不公平因素、不损害产业竞争力、不增加企业负担为前提。推行延退的背后，要有公共财政、养老制度等相关改革的协调推进。如此，延退才可能取得共识，政府、企业、个人才能各得其便。

　　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