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法律可以限制犯罪前科人员从事特定职业。但是，立法过程必须是审慎的，规定必须是精细的，限制的范围也应控制在最小，以求达到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的平衡。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近日通报，深圳市网约车驾驶员中发现有吸毒前科人员1425名、肇事肇祸精神病人1名、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1661名。深圳市有关部门要求限制四类人注册为网约车驾驶员：一是部分有犯罪前科人员，主要是有暴力、强奸等犯罪前科，对网约车安全存在较大威胁的人员；二是公安机关正在缉捕的负案在逃人员；三是毒驾人员；四是可能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南方都市报》3月30日）

　　作为一种新业态，网约车风生水起的同时难免泥沙俱下，出于保护乘客人身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考虑，加强对网约车司机的准入把关，是理所应当的。在逃人员、毒驾人员、精神病人当然不能当网约车司机，他们对乘客和公共安全的威胁是直接、明显的；但是，把有犯罪前科人员也拒之门外，就值得商榷了。

　　首先是于法无据。就业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要限制部分公民从事某些特定职业，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不可任性妄为。比如，《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曾受过刑事处罚者，不能担任法官、检察官；《公务员法》规定，曾受过刑事处罚者，不能录用为公务员；《会计师法》规定，曾受过刑事处罚者，5年内不得注册为会计师，等等。但是，无论是现行法律还是交通运输部出台的《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都未禁止有犯罪前科人员从事出租车经营活动。有犯罪前科就不让开网约车，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是对公民就业权的伤害。

　　深圳市有关部门试图将限制范围限定为“主要是有暴力、强奸等犯罪前科，对网约车安全存在较大威胁的人员”，这是缺乏操作性的。因为，就算是有暴力犯罪前科的人，既然司法部门已将其释放，准其重返社会，就意味着他们不再对公众安全存在威胁。既然如此，网约车平台又如何判断谁“存在较大威胁”？

　　既然无法判断，为了规避责任，把有前科者一律拒之门外看上去是一种“保险”的方法。如此，那3000多名有犯罪前科、吸毒前科的网约车司机将饭碗不保。丢了赖以养家糊口的工作，他们的生活可能陷入困境，难免产生愤懑不平的情绪。开不成网约车，有的人只能冒险开“黑车”，有的人甚至可能再次陷入违法犯罪的泥潭，给公共安全带来新的风险。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法律可以限制犯罪前科人员从事特定职业。但是，立法过程必须是审慎的，规定必须是精细的，限制的范围也应控制在最小，以求达到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的平衡。“前科”代表着“过去”，有些人虽然曾经劣迹斑斑，但他们已经接受了法律的惩罚，重新返回了社会，他们应该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

　　现实是，有犯罪前科人员既有自揭伤疤的法律义务——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他们在就业时应当“如实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又缺乏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法律保障。他们想真正重返社会、正常工作和生活，仍要面对很多困难。向他们紧闭大门的，又何止一个网约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