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7月6日在北京表示，7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所有公开开庭的庭审活动原则上均通过互联网直播。景汉朝说，庭审公开使司法公开从静态到动态，从传统庭审旁听的“现场正义”、报纸广播的“转述正义”，到电视和网络的“可视正义”，是一次质的飞跃。

　　庭审网络直播作为近些年推进司法公开的重要创新举措之一，让正义变得可视。尤其是近些年某些大案要案的庭审通过微博等新媒体全网直播，极大地促进了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充分展现出司法正义的程序性内涵，让正义变得可视，全国多地法院陆续有尝试。庭审作为展示法官综合业务能力的重要平台，其一言一行都能反映出道德操守与司法水平，庭审网络直播无限扩大了监督者的数量，彻底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法官直接面临不确定的监督压力，这种突破直接倒逼法官主动提高驾驭庭审能力。庭审的驾驭能力包括程序意识、礼仪意识、释法明理、节奏控制等诸多方面，而庭审驾驭能力则需要法官日常的自我锤炼、自我提升，如果不注重日常的积累不可能在庭审现场从容淡定、驾轻就熟。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当监督足够强大时，被监督者必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何不出丑、不犯错就成为被监督者最强烈的需求，面临庭审网络直播的法官同样如此。从司法公开的角度分析，庭审通过网络直播，观看庭审的可能有其他法官、法学专家、执业律师等法律界人士，任何纰漏都可能被专业性地指出。综上所述将庭审网络直播推而广之，其最大的价值之一就是倒逼法官提升综合业务能力。

　　庭审网络直播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价值功能显而易见。笔者从庭审网络直播的实践中发现，庭审网络直播不仅迫使法官提升自己业务水平，还监督了庭审现场所有的人。例如在民事、行政案件的庭审现场，不仅有审判人员，还有普通群众、企业代表、代理律师、行政官员等，如果庭审通过网络直播，他们的言行举止同样会面临无限制的监督。笔者熟悉的法官就反映，一件借款纠纷案件的被告听说庭审要网络直播，就表示愿意马上清偿债务请求原告撤诉，原因就是被告惧怕庭审网络直播暴露其不诚信。要进行网络直播的庭审，除审判工作人员之外的其他人都会自觉遵守庭审秩序，几乎没有无理取闹等扰乱秩序的行为发生。实践充分证明庭审网络直播倒逼的不仅是法官，而是所有庭审现场的人，这些人被监督同样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庭审网络直播让行政诉讼的价值功能也得到更好地发挥。众所周知，某些扰乱法庭秩序的当事人、缺乏职业道德素养的律师都严重伤害着庭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庭审封闭的现场一定程度上助长此群体的嚣张气焰，即便法庭有录音录像设备，因为缺乏展示平台、上传网络成本高等条件限制，很难对此群体形成有效威慑，然而庭审网络直播的优势则完全打破这些壁垒。庭审网络直播同样能够倒逼那些出庭应诉的行政首长，他们依法行政的水平、承认错误的态度、知错就改的决心等都会被完全暴露，让行政诉讼的价值功能更好地发挥。

　　庭审网络直播借助于互联网舆论监督的无限性让任何不合法、不规范的法庭言行面临巨大压力，让庭审现场的所有人自觉地敬畏法律、推崇法治。最高法院带头进行庭审网络直播，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