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一则由清华大学液晶大楼物业服务中心发布的“警情通报”在网络上热传，引发网友关注。通报称，8月29日晚上23点25分，中关村派出所110接报，海淀区蓝旗营小区清华大学一老师，被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人民币1760万元。记者向海淀警方求证属实，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具体情况还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通报。 （法制晚报）

　　堂堂最高学府的教师也会被骗，且被骗的还不是一万两万，至少戳破了两层社会对于诈骗的认知幻象。一来，被骗与否，真的与个人“智商”和身份没有直接关系；二来，在“骗子”眼中，下手目标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利益考量。

　　事实上，在一个蕴藏着高受骗风险的社会，将个人的被骗上当归咎为贫穷和无知，要么是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要么是智力上的懒惰。这种对于受害者的“自身原因”的强调，既显得冷漠，也回避了这样一种客观事实：从来没有哪个社会骗术的消除，是单靠被骗者个人素养的提升来解决的。一个正常的社会恰恰是应该可以让人放下不必要的心理戒备，而非设置过高的警惕阈值来抵抗外部风险。

　　诈骗已经非简单意义上的个人偶然作案，也非专门针对某个人群，而是呈现出企业化、产业化、大撒网的特征，并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涉及个人信息、电信安全等多个领域。面对这样一张高度专业化和普遍化的骗术网络，如果仅仅只是苛求个人提高警惕，显然无异于缘木求鱼，也削弱了公共部门对于防范和惩治电信诈骗犯罪所应该负起的责任。

　　电信诈骗精密化和普遍化的背后，是社会治安和秩序维护的新转向。在信息社会，对于社会安全秩序的冲击更趋精密化与隐蔽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就体现为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的诈骗。但目前无论从公共治理，还是从社会观念来看，对这种转变的认知与行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滞后。

　　电信诈骗，本质是信息社会的犯罪。要从根本上遏制这一犯罪的蔓延，只能依赖于公共防治网络的缜密化。这既包括对于犯罪行为的精准打击，也包括相关预防体系的建设，比如信息安全的保障，安全责任的落实，防骗教育的跟进。且由于这一犯罪所牵涉到的诸多领域的失范，对之的应对，仅仅依靠公安部门是远远不够的。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公共部门对它的危害性与现实发展程度是否有足够的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