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及时开具死亡证明，竟然也会成为一道“门槛”，这是荒谬的更是不人性的

　　八旬老人离世，遗体放在养老院60多小时，殡仪馆不肯前来接运。家属无奈，只好就地设灵，烧香哭灵。今年4月1日，广州实施死亡医学证明办理新规，其中，在家中或养老机构身故者，改由居委会和社区医院负责开具死亡证明，而目前它们仅在上班时间提供服务。遇上节假日，在家中、养老院离世的人们，其遗体只能晾在原地，直到领到死亡证明，才能由殡仪馆前来接运(4月28日《广州日报》)。

　　为证生，为证死，为证奔波一辈子。从出生到死亡，我们的一生，需要办理数不清的各种证，其中，死亡医学证明无疑是人生的最后一证。死亡该不该办证?当然应该办。这不仅对人口登记管理与死亡原因统计有重要意义，更能防止犯罪分子钻空子。按规定，没有死亡医学证明，殡仪馆是绝对不可以自行火化的，这是对死者生命的负责，也是对社会正义的负责。

　　在医院死亡的病人，一般都是由医生来开具死亡证明;而在家中、养老院或其他场所正常死亡的，过去一般都是由辖区派出所负责开具死亡证明。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全年无休的，所以也不存在不能及时开出死亡证明的问题。2013年，卫计委为了提高人口死亡登记工作质量和加强死因统计分析工作，专门发通知要求死亡证明由医疗卫生机构填写。广州之所以推出新规，对不在医院死亡的改由居委会和社区医院开死亡证明，显然正是对相关通知的落实。

　　可是，居委会和社区医院只在上班时间提供服务，周末和节假日是不提供服务的，如果不幸在某个长假里有亲人离去，迟迟开不到死亡医学证明，殡仪馆也就不会前来接运。死不逢时开不了死亡证明，在大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今天，还看到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有人说，这都是因为相关新规制定得太不人性，是拍脑门决策的产物。我倒觉得，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新规固然有不够完善之处，执行者的僵硬和冷漠，才最让人寒心。

　　比如说，居委会和社区医院既然被安排了开具死亡证明的职责，为什么不能安排专人值班，凡遇辖区居民死亡，家属电话通知即可上门提供开证服务?再比如，殡仪馆难道就不能先将死者接运至殡仪馆，待死亡证明开具之后再办理相关火化手续?再厉害的人也无法预知自己何时离开这个世界(自杀除外)，所谓“死不逢时”对生命而言是个残酷的伪命题;不能及时开具死亡证明，竟然也会成为一道“门槛”，这是荒谬的更是不人性的。

　　“死不逢时不办证”，印证的是公共服务理念的不足和公共服务水平的粗糙。在公民迫切的实际需要面前，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应该是“不打烊”的。公共服务“不打烊”，自然不会有“死不逢时”的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