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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车APP优步在广州被查,又引起一番风波。各路媒体和网络大神纷纷加入互掐,正反双方选边之后,赫然又是分为“依法行政”与“扼杀创新”两大阵营。正方力挺查处,认为优步是以非运营车辆行运营之实,确实违反有关法规。反方则直斥交通运输行业种种不合时宜,封杀优步有保护落后模式、扼杀创新的嫌疑。可以说,自打车软件横空出世以来,这样的争议已似曾相识多次。如果总是局限在“动了谁的奶酪”思维中,就很难争出新意,自然也就拖延了建设性共识的形成。如果把问题放到政府面对新现象、新事物,该如何突破旧有条条框框,不要总想着如何取证、如何处罚,而是设法接纳新事物,将之放到法制的阳光下,这也许能为构筑“多赢”提供破局之道。
所谓优步,不过是一款手机预约专车软件。就其技术原理来说,在大数据时代里也只是很简单的应用。在美国、日本等地,优步的兴起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因为其服务群体比较高端,与一般出租车服务冲突不大。优步进入我国,其实已经较晚,其他专车软件早已在国内攻城略地。专车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就是带司机的租车业务,过去由于收费较高,业务范围有限。专车软件采取大量补贴的方式,使得专车价格接近于出租车行情,这才使两种本来定位不同的服务边界有所模糊。不过,即使在有补贴的前提下,专车价格一般还是高于出租车,也不能随手扬招。所以,以触犯了出租车行业利益为由,去解释监管部门查处专车的动机,恐怕并不完全站得住脚。
倒是在专车APP的包装下,大量的非运营车辆做起了专车生意,由此引发的安全监管隐患,这才是让行政部门最为头痛,也是社会公论最关切的问题。在过去的争议中,人们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讨论交运行业需要创新改革、出租车行业的行政许可壁垒,以及“份子钱”等看似敏感的话题,但是对于法规明文确定的运营车辆与非运营车辆的限制性条款,却很少有人去思考其中的法治要求和政府作为的关系。如果说,严格依法办事,对于无证运营的专车司机进行处罚、取缔,还真是政府该干的事。不过,这种有所作为的层次还比较低。按照现在说的,政府要推动自身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深刻领会“互联网+”的要求,创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这些可不是一句空话,而要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政府的各项行政行为上。用这些要求来看,简单地把专车软件们“管起来”,可能有点粗糙。
不要急着“管起来”,并不是不要管,而是找到问题的切入点,既保护市场创新,又符合社会需求和法制要求。就拿专车的核心矛盾来说,需要解决的不是如何封杀专车软件,或者赶跑想要做专车业务的司机,而是在非运营和运营车辆之间,搭起一条通畅的流动渠道。到底什么样的车辆才能符合运营要求,现有的门槛和管理成本能不能降低?可不可以授权给专车软件公司代为统一申请运营资质,并实行权责一致?从优步在各国遭遇的行政博弈来看,通过与政府监管的互动,不断改善服务形式,力争合法化和本地化,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优步之争,或许可以为类似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即以政府更多的定向服务,来包容新事物的产生,形成一个良性的纳新吐故循环机制。如此,才是制度创新的红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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