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万外来务工群体在为深圳的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深圳市总工会主持的一项“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显示:深圳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没有务农经历,一年也难得回一趟农村,渴望城市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农村回不去,城市又难以融入,不少外来务工群体都存在身份认同危机。(7月6日《南方都市报》)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80后、90后外来务工者。这一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有着极为明显的区别。他们更加熟悉和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但“平时一年也难得回一趟农村,超过8成的人无务农经历”,相比他们的父辈,他们实际上从精神到物质,都已经远离了农村。然而不变的是,无论他们多么像一个城市人,与父辈一样,他们依然有着一重“农民工”的身份。

　　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是幸运的。依靠父辈的勤勉与坚韧,他们得以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在城市中获得生存之所,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相对而言更优质的生活。但他们同时又是不幸的,因为他们逐渐失去了选择的权利和能力。在城市生活得越久,他们就越难以离开城市,而城市又未能善意地接纳他们。父辈年纪大了之后,可以叶落归根、返回家乡,新生代农民工则因生活习惯和心理惯性,不少已难以接受家乡。所谓“农村回不去,城市又难以融入”,折射的就是这样一种进退失据的身份认同危机。

　　小到一个家庭、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找到身份认同感,获得个体的社会定位和存在价值,与所生活的环境发生有机的联系,是每个人最起码的精神需求。不难想象,一个没有身份认同感、如原子般生活于城市中的“农民工”,时时都会有一种被抛弃、被排斥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份认同感其实是个体尊严的最基本的要素。而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种身份认同感,不仅仅指向精神层面,更指向了他们的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也渐渐长大,他们在城市中受教育,但每到中考、高考,他们依然要如“候鸟”般回到原籍参加考试。比如说,由于公共资源有限,许多城市出台的各种社会福利政策往往内外有别,作为外来人口的他们无法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事实上,诸如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根本离不开外来务工人员,但又不愿意给予其身份认同,说到底就是为了尽享人口红利,廉价使用劳动力。“身份”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张“户籍证明”,更是包括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的公共服务,这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投入、更多的公共品供给以及更全面的权益保障。

　　所以,正如报告中建议,解除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危机,首先是一种政府责任。除了加紧建设新农村、重塑农村价值,让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流”之外,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向产业工人转变,他们已经具备从农民向市民进行身份转换的一切条件,政府有责任通过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的安排,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

　　当然,新生代农民工要想获得身份认同,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尽管城乡二元结构依旧,但社会已经越来越包容和多元化,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创业可以改变命运,任何努力和奋斗,都可能改变命运。因此,对于个体来说,与其抱怨不公,在失意与迷惘中沉沦,不如用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