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江苏阜宁下发《阜宁县褒奖“好人”实施办法》，通过政治礼遇、经济激励、政策扶持、帮困济贫等举措，对拥有好人证的居民进行褒奖。好人，道德高地、精神界域上那一面面迎风飘扬的旗帜，散播社会正能量，提升公众向善力，涵养社会道德气场；社会永远需要好人，以作灯塔，以作火种。源于观念错位、囿于行动成本，好人正成为社会稀缺资源。

　　当前，学校教育重于知识传授，知识传授又以最直观的分数体现。至于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形同赘物，虚之又虚。德与智未能同步发育，培养出众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利他主义则成为一种普遍性焦虑。高速发展的社会在分化，价值也在分化，许多人的价值观开始物化，当道德信仰不能带来所需利益，甚至有损自身利益时，一些人便选择放弃利他的道德责任。

　　个人道德的内部冲突外化，折射在公共空间里，表现在公共行为中，产生集束效应，形成定势思维，反过来进一步提高“好人成本”，打压“好人文化”空间。就像当年“彭宇案”一审判决，对社会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等道德文化产生极大杀伤力，至今“余震”不断。很难估算这在多大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做好人的意愿，但不影响事实性判断。回过头来再看阜宁县褒奖好人“上不封顶”的行为，其“打造闻名省内外的道德高地”的可行性如何？

　　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好人有好报，何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回报。正面激励无疑有益，行为与效果在一定程度内呈现正相关，何况阜宁的激励手段已超越物质层面。至于效用发挥到什么程度，则有待观察。一方面，好人的道德行动有一定的偶然性，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比起锦上添花式褒奖好人，对成就好人而言，或许雪中送炭——减少阻力更为管用，因为一些人做好人的勇气不足，并非奖赏不够，而是风险太大，就像扶摔倒的老人。公共政策应在降低做好人风险上着眼，通过法律法规、行政手段，降低“好人成本”。譬如，某保险企业不久前推出一款名为“好人险”的个人责任险，一旦好心帮人时发生诉讼纠纷，该保险能提供最高5万元人民币的律师费和诉讼费。解除后顾之忧，效果要比事后奖励更可靠。

　　道德勇气还需要有效的道德教育作保障。在学校教育全环节，更加注重教育内容的科学性、现实性、人文性，以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贴近人性的德育，代替陈旧的、虚假的、空泛的说教。从小培养公民的道德责任感，才是社会最根本、最可靠的道德保障。

　　（摘编自8月6日《广州日报》，原题为《褒奖好人 提升公众向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