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医患纠纷的出路，在于医患双方都能通过第三方调解等多种途径，理性、依法维权，而非诉诸暴力

　　近日，了解到这样一个“宁波解法”：2007年，宁波市以“市长令”的形式颁布了《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在市、县两级层面设置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中立的第三方身份处理医疗纠纷。2008年，宁波市引入人民调解机制化解医疗纠纷，继而在全省推广。2012年，《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出台。目前，宁波市共有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9个，专职人民调解员29名。7年来，医调会共成功调解医疗纠纷4711起，事后医患双方没有一起反悔。

　　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被突出呈现的时代，而最令人揪心的矛盾纠结之一，当属医患纠纷。医闹、暴力伤医案件频发，似已成为一道难愈的社会伤疤。

　　提及医患纠纷，很多时候除了摇头叹气，似乎想不出根治的办法。医患纠纷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矛盾的集中爆发仿佛一夜之间，更可怕的是，公众从最初的震惊，慢慢发展为把这种现象当做“肯定会发生”的事情接受下来，形成思维定势，便很难再去寻求突破。

　　当我们谈改革时，我们在谈什么？医疗改革，涉及调节药价，落实医保新政，引导分层诊疗……方方面面、纷繁复杂，但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直接衡量，便是固有矛盾是否得到化解。医患纠纷这样众所周知的老大难，必须求解新思路。

　　医患纠纷的化解，牵涉千丝万缕，仿佛一个精巧错综的装置，没有一个轻而易举的开关，而是需要各个方面、每个环节都找准、做对。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虽然不是终极答案，但它在冲突最尖锐的环节加入一个缓冲，及时引导矛盾纠纷通过合法、合理、合情的渠道化解，避免了医患纠纷走向极端。从这个意义来说，“宁波解法”确实找准了着力点，在医患协商和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裁决等几种传统方式之外，另辟蹊径。

　　第三方调解制度畅通了医疗纠纷处理渠道，将医疗纠纷从医院内引到医院外，推广潜力巨大。也因为相对独立，易于被医患双方信任和接受，比司法程序节省时间和金钱、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后，解决方案更容易执行，应成为未来解决医患纠纷的主要方式之一。

　　其实宁波并不是我国首个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的城市。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推行医疗责任保险等举措，在宁波之前，北京、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已先后试水，有的成效明显，也有的带来新问题。但无论如何，寻求医患纠纷的制度性解决，已成为共识。

　　目前，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还存在一些不足，公众存疑的焦点，主要在于调解机构的中立性、权威性和统一的赔偿标准。建议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配套机制，健全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律法规，并引入必要的监督环节，让第三方调解更加公平、公正、规范。此外，还可借鉴无过错医疗损害赔偿金制度。一些医患纠纷甚至恶性伤医事件，不是因为责任明晰的医疗事故，而是因为医患双方均坚持无错但已造成伤害的医疗意外，这种情况最容易激化矛盾冲突。如果通过无过错医疗损害赔偿金制度加以兜底补偿，医闹、伤医或可期减少。

　　归根结底，医患纠纷的出路，在于医患双方都能通过第三方调解等多种途径，理性、依法维权，而非诉诸暴力。有时候，看似简单的“有话好好说”，也许就是重建医患双方信赖的基础。而与医患纠纷的制度性解决相同，其他各类社会难点问题都能寻求制度性解决方案，理应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落脚点，社会运转的齿轮才会更顺畅、更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