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落靴，舆论正急管繁弦地催促着后续修法和配套政策的展开。有媒体援引专家呼吁，“考虑到目前80后、90后整体生育意愿低于70后，而70后的生育窗口已经非常狭窄，应该加快政策落地的步伐。”“甚至可以考虑为大龄女性再孕开辟一条绿色通道，让她们安心再孕。”

　　实际上，中国由计划生育转向全面二孩，程序上已经极快，甚至可以称作计生政策上的断崖式突变。只是中国适龄夫妇的实际生育意愿与国家政策预期的贴合程度，未必很乐观。两组数字证明了这二者之间的视差，一个来自卫计委：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提交申请的家庭不足一百万。另外一个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媒体的共同调查：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80后”年轻人大多表示不会轻易考虑生育二孩。

　　笼统的观点认为，适龄夫妇在二孩的问题上纠结、越年轻的世代生育意愿越低的原因，在于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不力，养育孩子的医疗、教育、住房成本过高。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变量，隐性地主导着年轻家庭生育意愿的衰退，这就是女性社会话语权的扩张和女性在家庭中议价能力的提升。

　　中国的城市女性，其教育周期和社会角色已经和男性基本一致，但其所承担的家庭义务和育儿责任却仍然内嵌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仍然遵从传统的家庭分工意识。即便是在最有开放性的中国一线城市，也只有全职母亲才是合理的，全职父亲不敢说闻所未闻，至少也会成为“现象级”的新闻。而在美国一些学术会议中看到的景观——妈妈专心开会，爸爸作为跟班在旁边照顾婴儿的场景，在中国肯定会有惊世骇俗的效果。问一问你身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士，有多少人能在众人打量奇葩一般的目光中面不改色的提着婴儿提篮走进会场，坐在老婆身后？

　　生育意愿降低，是中国的新挑战，却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样的少子化社会的老问题。同属儒家文化圈、共同秉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理念，少子化却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国难”，逼得韩国卫生部每月来个“熄灯日”鼓励“造人”，其间道理很值得咂咂嘴。只能说，面对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分裂，面对传统家庭结构革新滞后于现代社会分工的现状，少子和减少孕产期，是儒家文化圈的现代女性张弛个人权利的武器，也是唯一能实实在在抓在手里的“议价权”。

　　日韩的公共服务可称成熟，又同时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台种种孕婴福利和鼓励生育的政策，至今仍收效甚微。与之相比，中国的情况更不乐观，公共服务的高额成本都被转嫁在家庭身上，而家庭由此产生的过量劳动、精力消耗、职业牺牲、生活质量和审美的损失，则被下意识的、大概率的转嫁到女性身上，在这个环境下，“二孩”最终是一道现代女性的选择题。

　　曾有一篇有意思的论文，在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视角之下分析真人秀《爸爸去哪儿》的热播。结论显示，在25岁到34岁的年轻女性当中学历程度较高者，是《爸爸去哪儿》收视集中度最高的群体，因为这个真人秀隐性地彰显了女性主义诉求，使她们成为了下意识的传播者。“25岁到34岁的年轻女性当中学历程度较高者”及其家庭，同样是今天“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群体，要有多大的政策鼓励力度，才能让她们成为单枪匹马和社会压力、陈腐观念决斗的堂吉诃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