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20日）消息显示，国家发改委就城镇化工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谈及非户籍人口城镇落户工作时，相关司局负责人坦言：“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而目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9.9%，未来还要提高5个百分点，相当于要有1亿人在城镇落户，“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一个相对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指标，人们泛泛所称的中国城镇化率超过百分之五十，是指后者而言，前者统计的是落户率，是个更硬性、更拳拳到肉的评价标准。可以想见，在中国已经成为高流动型社会的当下，“进城”和“常住”都可由个体自由选择，其所对应的城镇化统计目标也相对容易达成。相反，以落户为统计基础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则将和各个城市的落户门槛产生直接的对冲。

　　艰巨可想而知。首当其冲的是，它的提升肯定很难有一线城市的贡献率。从目前已经落实积分制落户政策的上海、广州来看，两个城市仍然是以严控人口为前提，户口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是高不可攀。报道显示，2013年至2014年通过积分制得到广州户口的人数仅为六千人，与数量庞大的当地非广州户籍常住人口相比只是杯水车薪；上海非户籍人口一千万出头，但居住证制度实施12年，办理者仅有十分之一。去年年末刚刚出台的北京的积分落户政策，和这两个城市相比，导向性更为明显、对导向性指标的赋分也更高，对精英化的强调已经非常清楚的写在字里行间了。

　　一线城市在城市管理政策上的不自觉趋同，能更清楚的表明这一点。几年前，北京、广州、深圳陆续开始进行地下室、群租房整治，现在北上广深又几乎在同时推出了“禁摩限电”政策，这种不约而同很耐人寻味。上述政策当然都有着出于公共安全的正当考虑和决策依据，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也同样表达了一种潜在地选择市民的倾向，即，外来与弱势人口被看做包袱，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精英人群成为了公共政策服务的目标群。

　　也可以说，让这些人均GDP早已跨入“高收入国家”水准的城市，均质化的完成外来人口落户，并不现实。但规模更大的地方知名城市，同样基于自身在GDP序列里所处位置，设置了并不低的落户门槛，正在彰显以人口优化城市发展目标的诉求。

　　梳理数十个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情况会发现，这些城市的落户要求都紧紧地扣住了“财富”与“人才”两个关键词，可以宽泛的看做一场资源和技术的争夺战。其中一点体现是对购房面积的要求，从建筑面积不小于56平方米到120平方米以上都有；另外一点是对投资的照顾，按照城市人口流入的热度，大体可分为三百万、一百万、五十万几个梯次。当然，这之外就是学历和技术要求，为高新技术产业从业者和高学历人才打开通道。这些渠道，一小块一小块地将庞大进城人口中的“合格”部分切割走，筛掉了“户籍城镇化”的主要对象。

　　“户籍城镇化率”和城市自身发展诉求对冲，产生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城镇化景：它的实现区间被压缩到了三四线城市和城乡结合部，是一种“镇化”，而不是“城化”。由此，就业和多样化发展机会最多的地区，恰恰是户籍人口控制最严的地区；放开户口准入、能最大程度消化“户籍城镇化率”任务的地方，却是机会稀薄、吸引力弱化的地带。城镇化试图以一种合理的、均质化的状态，覆盖中国分多个梯次的、鸿沟巨大的地区差异，并不是一项有着明显抓手的单项改革，应该有重现实而不是重数据的进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