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80多岁的徐大爷夫妇生活较为困难，他们的女儿多年前因病去世，儿子也因为患病长期卧床失去了赡养和照护老人的能力，因此老夫妻俩向孙子提出给付赡养费的要求，但孙子均以父亲在世为理由拒绝了徐大爷夫妇，无奈之下徐大爷向法院提出了诉讼。对此法院进行调解，老人的要求获得了支持。

　　代际传承，不仅是一种血缘关系，更是一种责任的固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祖辈们已然老矣，再也没有精力和能力照顾自己，加上没有生活来源而陷入困境，面临着老无所养的现实性难题。而具有第一赡养义务的儿辈们，却因为死的死，病的病，不但无法去赡养自己的父辈，反倒还成为家庭的负累，在这种情况下，第二顺位的孙辈们，就必须担负起赡养父辈和祖辈的责任，这既是一种道德要求，也是一种法律规范。

　　法院的调解支持了原告方的诉求，不仅是基于法律的考虑，更是坚持着“弱者救济”的道德原则。按理说，官方的态度如此，民间更应是遥相呼应，对孙辈隔代赡养有着最基本的责任认同，对此并没有什么异议。然而，“没有子孙的就要等死了，反正国家不管”、“这事的确不能说孙子不对，因为社会太残酷了，承担不了”之类的论调甚嚣尘上，跟传统的倡导和现实的需求格格不入，并为不赡养寻找各种借口和理由，道德责任的集体性开脱和群体性辩解，为孝道的传承与递进埋下了隐患。

　　养老是国家责任、社会责任还是家庭责任，其间有着明确的权利边界，不能混淆也不能替代。家庭责任是底线，起着主体性的作用，受着道德与法律的双重约束。而国家和社会责任则相对有限，其履行多少应当履行多少，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和条件的限制，即便国家在某个时期作出了某种承诺，但因为条件难以满足，很难达到公众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因为其他责任的难以到位，而放弃底线责任，否则养老问题就真的找不到解决的出路。

　　从某种意义讲，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目前还仅仅处于锦上添花的程度。更何况，养老是一个体系性的问题，除了要满足吃穿住行等最基本的需求之外，还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等更高级的需求。故而，赡养也就不仅包括“提供经济支持”，还包括与老人的共同生活，常回家看看的精神赡养。很显然，即便国家层面解决了“老有所养”的经济问题，那么“老有所乐”的精神赡养，又靠谁来解决？

　　强调客观原因当然本无原罪，但若就此放弃责任，那将是可怕的道德沦陷。若是因为过于强调客观原因，而放弃了主观上的努力，甚至连最基本的道义都不遵循，那么其他责任就会变得更加缥缈，个体的权利就会陷入无法保障的困境中。没有基于自身责任的认识，没有最基本的行为体现，而把其转嫁给别人，归咎于社会或者国家，那么就会陷入人人不为的“公地悲剧”，如同见危不扶的围观现象一样，在养老上也就处于无人相问的境地。

　　事实上，这种状况已变得越来越严重，“今天谁来养老”成为困扰整个社会的问题。当传统的熟人社会被肢解后，社会道德似乎也在随之崩塌，以至于孝道作为道德的基础，也在迅速滑落而变得岌岌可危。一个人不回看探望长辈，或者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弃之不理，却往往能获得“子女不易”的舆论声援，这种基于自我利益的附和与支持，在挑战伦理道德底线的同时，也造成了家庭责任的基础沦陷。

　　故而，相比于如何赡养的技术来说，“要不要赡养”的责任认同，才是当下最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也是破解道德困局的首要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