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责农民群体的品格，说他们“坏”，于情不合适，于理也说不通。要说“坏”，城里的坏人比例不见得比农村低。

　　暑假期间，小王等9名大学生为拍摄纪录片，前往北京市房山区水峪村。就在他们完成拍摄，准备离开水峪村时，水峪村的村长突然出现、要求他们缴纳2000元的“争执调解费”。他们在村里根本就没和任何人发生或争执，但是，迫于“不交不让走”的压力，不得不交纳了这笔钱。（《北京晨报》8月3日）

　　事后，记者采访了水峪村的村干部核实此事，对方对收费行为理直气壮，并声称这2000元是大学生们在村里取景应付的费用。然而，对于“争执调解费”这个说法和相关收费的行政依据，对方却不愿作出任何解释。可以说，这根本就是一起带有胁迫性质的乱收费事件，9名大学生完全是被“坑”的对象。

　　“坑”城里人，在农村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发生在水峪村的事也绝非孤例。之前，就有不少城里人到农村旅游，被收取不合常理的高昂费用的新闻，我的家人也曾有到乡村地区自驾游时遭遇“碰瓷”的经历。这种乱收费、“碰瓷”行为如果发生在城里，人们完全可以依靠法律手段解决，但在乡村，情况可能完全两样，外来游客经常不得不“服软”。

　　面对如此情形，许多人不禁要问：中国的乡村，还是我们印象中那个淳朴、美好而自然的乡村吗？难道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变坏了吗？

　　对于这种现象，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农民变坏”。中国有6亿农民，他们用双手种出了供全国人民吃的粮食，却拿着远远落后于城里人的收入。苛责农民群体的品格，说他们“坏”，于情不合适，于理也说不通。要说“坏”，城里的坏人比例不见得比农村低。我们真正要问的：一是为什么天性不坏的农民越来越爱“坑”城里人；二是为什么少数坑人的农民总能得逞，以至于他们肆无忌惮。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归结于当代城乡关系。过去，城市和乡村是相对隔绝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城乡交流日益密切。有城里人频繁到农村旅游、“体验生活”，有城里人到农村置业，前往农村拍摄或调研的人也不时出现。诚然，这种人员流动给农村带来了活力，但农民也因此告别了以往平淡而安宁的生活，而不得不接受来自城里人的“侵扰”。有些农民想借机从这些“闯入者”的身上赚到一些钱，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不过，并非所有农民都有足够的法律意识和商业头脑，有些人为了“求财”，便动起了“坑人”的歪脑筋，甚至有人认为，骗城里人理所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加强普法教育之外，还要让农民们能从城乡关系的改变中获得更多好处，以弥补他们受到“侵扰”的损失。同时，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当帮助农民找到更多合法的赚钱方式，实现城乡双赢。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在农村地区的执法和司法机构身上。有些农民“坑人”的手段并不高明，在法律上全无依据，却总是能够得手，这和农村地区执法力量不足脱不开关系。一些执法人员碍于老乡情面，在调解和裁决中偏袒本地人，看起来维护了本地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破坏了本地的法治环境，进而败坏了一个地方乃至整个农民群体的名声。

　　严格执法，虽然会在短期内得罪一些老乡，但却会让整个地区更有秩序、更有魅力。堵住了农民们“坑人”的路，他们才能回到合法赚钱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