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像素，你能发现102家开在走廊里的小餐馆，它们店面狭小，专营外卖。两个月来，记者进入饭馆暗访，陆续应聘9家饭馆服务员、杂工。它们无一例外均无“餐饮许可”，在外卖平台的默许下上线，摇身变成生意火爆的正规店。北京像素物业部门直言，这里的100余家餐馆，90%以上都是无照经营。网络订餐在改变写字楼白领、社区居民日常习惯的同时，也出现了泥沙俱下的情况，形成了这个万人规模的“外卖村”。（8月8日《新京报》）

　　一面是光鲜亮丽的故事，一面是污秽不堪的现实。随着外卖平台强势崛起，其所兜售的便捷化餐饮方案，迅速改变了都市上班族的生活方式。然而，在种种信誓旦旦的营销说辞之外，却是无比触目惊心的重重乱象。一段时间以来，和“外卖”有关的负面消息，业已形成了一阵“丑闻接力”的浪潮。几乎所有城市，都曾曝出过外卖餐馆无证经营、脏乱不堪的新闻——这种跨地域的“普遍性”无疑表明，外卖平台之于自身管理，尚且存在着结构性的致命缺陷。

　　北京像素万人“外卖村”的惊悚景象，以最集中的样本、最庞大的体量，将外卖行业的暗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地百余家外卖小餐馆，绝大部分都属于无证黑店：从业者没有健康证；餐馆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卫生许可证，也没有餐饮服务许可证……“什么都没有”的馆子却可以生意兴隆，这在餐饮实体店时代注定是不可想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依靠“前置审批”、“到店抽查”及“食客举报”为主要手段的餐饮监管逻辑，在外卖大行其道的今天，已越发捉襟见肘。

　　众所周知，外卖黑店普遍存在着“未批先营”的状况，而因其店面隐秘、规模较小，在应对工商、食药监等部门的检查时，也往往能从容地躲猫猫、打游击。现有公共监管体系，无法在事前和事后给外卖餐厅施加足够影响，这俨然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而与之相较，各家外卖平台虽然掐着旗下餐厅的“命根”，但这种与生俱来的强大能力，并未转化为正面的、有效率的约束力。更多时候，所谓平台方的筛选和审查，只是徒有形式走个过场而已。

　　名义上，外卖平台也会要求相关餐厅上传营业证照，并号称会派区域业务经理实地查核。可诚如我们所见，此类做法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一则由于无所不在的“内部腐败”。业务经理等等很容易就被黑餐馆收买，从而放任其进驻自家平台；再者，则是基于平台抢占市场份额的考量。尚处于初级扩张期的外卖电商，客观上存在着尽可能多吸收店家招揽顾客的冲动。北京像素出现的“外卖村”最直观映照出，外卖平台既缺乏治理意愿又缺乏治理能力的窘境。

　　互联网所引发的业态变更，从来都是一个“赋权”的过程。网络外卖的兴起，实质上导致了“决定餐厅能否入场”的权限，由监管部门转移到了平台电商。而硬币的另一面是，有多大的权力便应承担多大的责任，掌握着市场入口的各家外卖平台，显然应该拿出更多诚意和心力，来扮演好守关者的角色才是。当然，于公共主管机构而言，也同样有必要重新设计自身的监管模式，以求真正适应网络叫餐时代的消费特征和交易方式。

　　其实，无论扯上多少科技话语和创业神话，网络外卖仍必须直面餐饮业的终极命题，那就是如何确保食品安全？说到底，实现城市人的体面就餐、体面生活，绝非一个技术化、渠道性的叫餐工具就可解决。真正关键的，还是回到源头、回到现场，直面那些污水横流，直面那些败德的从业者，并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