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随着国家财力增强，多予少取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三提五统”、集资摊派造成农民返贫的情况已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为了防范“因病返贫”“因学返贫”“因灾返贫”，各个部门、各级政府均采取了许多措施，农村合作医疗、助学贷款、自然灾害保险等等，为农民竖下了一道道“防灾网”。但农民“因礼返贫”这方面，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11月01日 《人民日报》）

　　传统观念浓郁加上收入的普遍增加，在不少农村确实存在送礼成风的现状。除了常见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随礼之外，在某些农村，还有林林总总的名目侵蚀着农民本就不很“丰满”的腰包：小孩10岁、16岁，大人36岁、48岁、54岁过生日要请客；孩子考上了中学、大学，也要请客。围绕逝者做的文章更多，35天、49天、周年都要搞一次。正如一位农民所表达的无奈：“一过节，我就想办法躲。旧社会杨白劳过节躲债，我现在是过节躲吃。”不仅如此，婚嫁彩礼更是逐年看涨，除了要求男方买车买房，百元大钞还要备上“三斤三两”甚至“八斤八两”，辛辛苦苦半辈子，一个儿媳妇娶到家，立马又回到曾经的困难日子。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对于党员干部乃至公职人员的“礼尚往来”，均会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但对于普通百姓群众之间的礼尚往来、吃吃喝喝，既没有纪律约束，更不存在法规限制。这也不难理解，群众相互之间的婚丧嫁娶及名目繁多的礼尚往来，既是历史文化传统的沿袭、继承和发展，也是民间感情凝聚的一种介质，通过正常的礼尚往来，把酒问盏，让彼此之间的亲情、友情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实际上，无论民间单纯的礼尚往来如何“成风成灾”，因为“有往有来”，由此导致的“因礼返贫”不仅是个伪命题，为“礼往”而躲避甚至视请帖为“红色罚单”，着实有些片面，在普遍现实的民风面前，并不存在礼节上的有来无往，每个人既是这种礼尚往来的“受害者”，同样又何尝不是受益在先或为更多受益而投资？

　　实际上，在现实民间的礼尚往来中，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礼”都不仅仅是一种亲情、友情的表达，更有一种“互助”甚至投资受益的成分，但由于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不同，在这场伴随社会发展不断增加名目的礼尚往来“大战”中，势必会造成一些家庭投入与收益的失衡，在躲礼的同时何尝又不想找个名目“回捞”一笔？因此，对民间愈演愈烈的请客送礼风，用法规制度进行干预既不现实也不公平，如何进行正确引导，才是基层政府社居委应当考虑的重点。其实，最让坊间百姓纠结的并不是这些以各种噱头兴起的礼尚往来风，而是比城市房价增长更猛烈的娶妻成本。综合报道内容和相关调查数据表明，导致农民“返贫”首要因素就是“因病”“娶妻”和“失地”后的就业困难，这才是“压迫”农民重回贫困的“三座大山”，其中又以新增的彩礼更为猛烈。

　　尽管城市大龄“剩女”不少，但由于城镇与偏僻农村发展的失衡，让很多生长于偏僻乡村的女孩欲通过婚姻实现城市梦，从而带来乡村嫁龄女性资源的稀缺，能够愿意嫁给乡村小伙的姑娘和女方家庭，更是把索要过高彩礼作为今后过上富裕生活的途径甚至体现虚荣的“身价”，而男方父母为了儿子的终身大事，往往也会倾其所有甚至借贷来满足女方的要求，彩礼也就在这种相互攀比中一发不可收，而对于民间婚嫁的彩礼数额，法律法规乃至基层政府同样无权也无法干涉，唯有通过适当的引导和平衡发展的杠杆，来缓慢调控。

　　显然，“因礼返贫”并不全在礼，礼尚往来再多再频繁，因为有往有来，并不足以造成返贫，倒是远超于承受能力的娶妻成本和尚欠完善的医疗保障才是阻碍“涵养水源”的最大壁垒。报道中记者统计显示，农民人情消费和医疗消费，基本上占了农民总消费的一半！实际上这还是“正常情况下”，如果遇到像报道中年过六旬的山东农民那样，有两个儿子先后结婚，轰轰烈烈的结婚喜事对于老夫妻无疑就是两场“劫难”，彻底返贫几乎没有任何悬念。

　　如何避免农民因各种原因导致的返贫，归根结底还是靠经济发展和制度保障的完善，再加上观念上的引导，总而言之，我们既不能把高昂的娶妻成本带来的返贫笼统归咎于“因礼返贫”，更不应将传统民俗的礼尚往来视为洪水猛兽，剔除其中的利益杂质，让礼尚往来充满传统温馨情感，即便频繁又何尝不是和谐农村的一抹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