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客为推卸自身责任加大了对中国的舆论攻击力度，其中一种威胁是推动本国产业链与中国“脱钩”。国内一些学者受此影响也在表达担忧：如果西方重建生产体系，中国将被世界孤立，制造业将面临整体萎缩。果真如他们所说，全球产业链的“天”要变了吗？

　　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资确实为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外来资本享受到更高利润，中国学到现代化生产方法、组织方法，引进了现代化技术设备。但这不等于可以无视本土企业在中国发展最快时期所做出的贡献。当前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当中，除了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在电子通信设备、建筑机械领域处于领先世界地位的企业，很多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创建起来的。

　　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全球产业链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也越来越大。比如，湖北省是全球汽车零配件生产最集中的地区，湖北生产“停摆”，下游汽车生产也跟着瘫痪，影响到日本、韩国和德国的汽车生产。由于中国开始走出疫情，市场对汽车的需求猛增，从5月份开始，这些国家的汽车大型企业在中国的工厂纷纷恢复正常运转，且产量比去年同期都有增加，复苏的势头让外企管理人员惊叹。

　　随着疫情蔓延，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的需求更加紧迫。纽约州州长科莫面对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呼吸机甚至试剂盒原料都要从中国进口的事实，惊呼“事情怎么会这样”。欧美一些国家政府已经意识到，只凭市场解决不了问题。未来不排除它们通过立法，强制要求某些制造业企业回归本国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强制性措施只能短期内奏效，长期来看企业还是要靠市场赢利来经营。只要按市场规则办事，欧美企业就离不开中国。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还拥有全球最齐备的工业制造体系，正在打造强大的设计与技术创新基地。放眼全球，同时具有这些条件的经济体还真不多。

　　不管政治人物和媒体怎么说，投资者总是有发现真相的动机。如果未来再次出现全球性灾难，谁的恢复能力更强，谁是更保险的投资场所，相信大家都在观察并且初步有了答案。日本学者加谷珪一就认为，中国是个“不可与之开战”的国家，疫情之后一定有更多的外国投资涌入中国。

　　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担心，欧美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强于中国，如果它们与中国“脱钩”，会不会进一步拉大中国科技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其实，科学与技术虽然有密切关系，却是两码事。近代科学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大的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一些学者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几年前，有些跟不上中国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步伐。试想，如果中国的科技与生产水平依然处于比较低端的、无法为科研提供强大支持的水平，西方那些“战略学家”还会如此认真地要跟中国“脱钩”吗？

　　科技交流和合作非常重要，但一国科技发展不能指望他人脱不脱钩。从冷战时期起，西方国家成立的巴黎统筹俱乐部就严格控制着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产品出口，其中对中国的技术管制比对其他国家都更严格些。两极世界解体后，这些国家又拉上一些前苏东国家在荷兰签署了一个“瓦森纳协议”，又是冲着对中国的技术管制来的。那些中国急需的产品被列入“敏感产品”禁止出口。只要问一问中国科技界的人士都能明白，只有当中国有能力制造出某些技术产品时，它们才会放宽限制，让这些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冲淡中国自主产品的优势。

　　即使在新冠疫情中，美国国会也不忘通过一项决议，加紧美国对中国技术产品的管制。其理由是，中国可能利用这些技术产品开发军事用途。推动这项决议的美国议员真可谓“自作多情”。中国的导弹控制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用的都是自主芯片。与其庸人自扰，他们更该担心的是，如果迟迟不放松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美国拿什么去平衡双边贸易逆差？依靠价格不断下跌的能源和粮食出口？

　　如果一些非理性政治人物真要在疫情后逼他们的企业与中国“脱钩”，损失更大的应该是这些企业。反过来，企业的损失最后又会影响到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脱钩”无法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与工业现代化，从“两弹一星”起，中国的技术突破就是被“逼”出来的，而“脱钩”就是个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行为罢了。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亿阳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