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日前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军费开支呈现10年来最大增幅，世界各国军费总支出超过1.9万亿美元，创下冷战结束以来新高。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对全世界和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这场疫情会否改变国际社会的这种“整军备战”倾向和军备竞赛冲动，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过去十余年全球军费开支保持总体上升态势，存在两个基本逻辑。一个逻辑是国家之间的传统安全竞争不断加剧，逐渐主导了国际安全形势的演变。冷战结束之后，国家之间的安全竞争并未大幅消退，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气候变化、核安全、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等，虽然成为新的安全关切，但显然无法主导国际安全态势。

　　2001年“9·11”事件对国际安全态势的影响，也很快随着美国对外战略的转向而让位于传统安全竞争。小布什政府“先发制人”的黩武倾向、奥巴马政府推动“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布局、本届美国政府上台后以“大国竞争”为牵引的安全战略，加之各类资源之争、发展空间之争引发的安全热点与军事冲突，牵引了国际安全形势的演变，塑造了各国聚焦传统安全的战略取向。在这种背景下，基于确保国家生存的基本起点，“整军备战”成为各国战略设计的基本倾向。

　　另一个逻辑是主要国家经济的总体增长态势，为军费投入提供了基本财政支撑。以美国为例，“9·11”事件重新刺激了美国在国防领域的全面再投入，这是建立在“互联网繁荣”时代经济积累基础之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十年经济复苏和增长，保证了这一时期美国军费的不断攀升。其他主要国家也大体如此。现代军备研发部署所需要的巨大资源，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很难长期持续。

　　这次疫情会如何影响“整军备战”，也可以从这两个逻辑的潜在变化中进行观察。首先，疫情可能会加剧国家间的竞争局面，强化各国“整军备战”需求。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这一“看不见的敌人”，因为少数西方国家“甩锅”和推卸责任之举，国际社会基于共同利益进行政策协调、相互协助的局面并未及时出现，国际组织也因某些大国的自私之举而无法发挥应有作用。更令人忧虑的是，疫情充分暴露了各国发展模式、治理方式、战略思维、基本国情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与近年来不断发酵的民族主义、民粹思潮相互叠加，对国际社会的疫情防控、乃至整个国际运行体系构成了重大冲击。

　　同时，尽管疫情的潜在影响尚未全面展现，但由此催化的“百年变局”成为国际战略界较为普遍的认识，围绕资源、产业链、发展空间、地缘等的争夺大概率会更为激烈。基辛格认为，疫情将永久性地改变现有国际体系、力量平衡和世界秩序，人类历史将分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从目前各国围绕疫情防控的互动情况看，国家间竞争加剧很可能成为“2020年之后”世界的底色之一。因此，从国家间竞争的逻辑看，疫情将更加凸显各国对于生存问题的关注，可能加剧各国“整军备战”的既有趋势。

　　其次，疫情导致的经济萧条，又可能极大制约各国在军事领域的投入。目前看来，疫情大概率会引发普遍性的经济衰退，甚至会引发新的持续多年的“大萧条”,相关影响将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局面将极大破坏各国保持军事投入的财政基础。同时，各国面临愈发严重的财政窘迫局面，也将不得不重新权衡军事与非军事领域的财政投入，重新评估“国家安全”的定义，引发对于传统安全竞争主导国际安全态势之利弊的新思考。就此而言，这次疫情可能有助于各国重新衡量军费投入的成效、费效比问题，迫使各国克制“整军备战”冲动。

　　基于上述分析，这次疫情对于“整军备战”倾向的潜在影响目前尚难定论。安全需求的进一步上升，伴随财政支撑的极大弱化，将使各国决策者面临全新挑战。

　　疫情对“整军备战”的影响，更应置于国际安全的宏观视角、国际体系的长期变化之下进行观察。“天下大势，治乱相替而已”。疫情引发的国际体系“大乱”能否走向新的人类社会“大治”，这一问题根本上仍然取决于各国的战略选择。最近几年，我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之成为中国的外交理念；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系统阐述11种安全，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当前全球仍处于抗疫的艰难时刻，人类面临新的存亡与兴衰考验。“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国家安全观”等中国理念的启示意义更加凸显，理应对各国安全思维产生触动，从而在根本上解决“整军备战”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