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贫困是不是贫困大学生的隐私”，有论者指出，当隐私涉及公共利益时，就要适当让渡出权利，以此做到保护隐私与程序正义、结果公平的平衡。这在不少领域似乎都合适，比如，担任政府机关公职的人员，应该公布自己的财产和子女求学情况；申请廉租房者，需要公开家庭的经济情况，不愿公开家庭经济情况者，等于自己放弃申请廉租房。

　　关于保护隐私和公众的知情权，不是所有人员都可一概而论，不能简单地把公职人员、申请廉租房者的隐私和大学贫困生的隐私相提并论。大学生获得贫困补助，与申请廉租房的性质貌似相同，但主体身份、获得利益有很大差别——大学生还是消费者，他们获得补助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学业，他们面临与廉租房申请者不同的人际关系环境，而没有申请廉租房那么大的利益空间。简单地把其他领域的操作，用在大学生帮困上，忽视了大学生群体的特点，这也是目前大学生帮困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大学贫困生获得资助，需要让渡权利，但让渡权利不是交换，操作不当，很容易被大学贫困生认为是拿隐私做交换。目前，不少高校的帮困操作，就让贫困大学生感觉是交换——用隐私公开和充满感激的感恩表达去交换——因此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甚至宁愿放弃申请贫困补助。

　　不要说我国大学生怕暴露自己家庭贫困，是由于我国社会“嫌贫爱富”造成的，其实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共性的问题。家庭的贫富差距是不可能消除的，一味要求学生都理性地认识贫富差距，这是不顾及人性弱点的做法，真正关注贫困学生心理者，不会这样简单说教，而会尝试去理解，并给他们创造平等、不被歧视的环境，让他们感受到尊重，从而学会自尊、自信。在美国，学校也是小心翼翼地从保护贫困学生的隐私出发，处理帮助贫困学生的事宜。比如，学校在给贫困家庭孩子提供餐饮补助时，不会发放专门的补贴券，而是对学生的消费卡进行处理，贫困学生和其他学生一样刷卡消费，不会有任何差异。

　　有人认为，让贫困生公开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以接受其他学生和有关方面的监督，是十分正常的。但是，这种“正常”某种程度也来自于社会管理的不正常。美国学校帮助贫困生，不会公开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原因在于申请补助的贫困学生，可以向学校提交家庭纳税证明，这一纸纳税证明就可以说明家庭的经济情况，据此学校就可以做出资助的决定。这在我国现阶段是没有的，社会缺乏基本的诚信与信任，包括地方政府部门、学生原来所在学校出具的证明有时并不真实，因此，有的学校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评议贫困生、竞选贫困生，舆论有时也呼吁让所有受资助学生公开信息。

　　构建社会的诚信体系，才是处理这类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帮助贫困学生时，最该做的不是要求贫困学生让渡权利，而是要求学校交出权力，让权力规范运行，在学校的具体管理、运行中引入民主管理，对于包括学生帮困在内的学生事务，充分听取教师、学生的意见，而不是由学校单方面出台某种操作规定，在具体实施时引入学生代表，参与整个实施过程。如果有这样的过程，帮助贫困学生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信息公开，但整个操作会十分严密，可以遏制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发生。

　　这就是我国迫切需要的现代学校治理。此外，我国政府、社会也需要完善现代治理，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的提高现代治理能力。让权力规范运行，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才能构建新型的权力与权利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