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和呈现人性状貌

　　在战争这一人类活动的极端形态中，人性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压力与考验，呈现出诡异斑杂的状貌。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抵抗外敌入侵的军事活动，既是对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考量，也是对民族心理、人心人性的蠡测。

　　近年来伴随整个社会对人性的深度认知和对人文主义精神的不断扬厉，摒弃传统历史叙述模式，触摸历史文化中的人性肌理，逐步成为我国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的意旨取向。基于此，新世纪许多抗战题材小说作品，对社会底层和普通大众在战争中遭遇的不幸和苦难，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审视，将人物塑造从“脸谱化”“概念化”和“符号化”中解放出来，绘就了形神毕肖、斑斓多姿的人物群像，使审美模式趋于人性化、生活化和本我化。李西岳的《血地》透过对个体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的细腻展示，折射出全民抗战的时代风貌，作品的气象和成色并未因聚焦个体而逼仄和降低，相反却由于写出了人性的深邃和幽微而更显朗阔与大气。尤凤伟的《生存》将宏大的战争场景处理成了具体可感的生命境遇与生存境遇，以自己的思考和良知发掘被战争忽略的角落、人群和人性中的求生质素，进而建构起艺术连接生命的桥梁，获得一种强大的精神意识的支持。刘震云的《温故1942》通过追忆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300万河南农民面对天灾人祸表现出的求生欲望和存活本能，将人还原为鲜活的人，将善与恶、坚强与软弱、善变与执着等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袒露出来，体现出对生命意识和个体生命的珍视。

　　战争形若一只硕大无朋的显影仪，人类的优长与缺憾、聪睿与愚顽、理智与疯狂、善良与邪恶……都在其中得到严密过滤和集中呈现。徐贵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通过对活跃在陆安州这片土地上几股抗日力量的工笔式勾勒，试图唤醒蛰伏在国人血液中、骨骼里和基因深处的自尊和自信，以求臻于弘扬民族坚贞不屈和自强不息精神的目的。石钟山的《遍地鬼子》把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诸多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融进抗战这一宏大历史事件之中，由于生灵相残致使每个爱情故事都以悲剧收尾，以此提醒人们邪恶战争摧毁的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而是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战争扭曲和摧残着人性，将人改造成魔鬼；战争也锻铸和升华着人性，把人塑造为天使。阎欣宁的《中国爹娘》叙述了抗战结束后日军在东北留下许多孤儿，这些战争的遗弃品被以女主人公杜鹃为代表的中国妇女和老百姓，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收留并抚养成人。杜鹃这一形象表征着中华民族善良、仁慈和宽容的美德，而这恰恰与日本侵略者的兽性形成鲜明对比。朱秀海的《音乐会》描写了日本逃兵松下浩二在与抗联战士相处过程中消解敌意，切身体验到世间大爱和人间真情。正是在人性的感召驱动下，松下浩二放弃了脱离战场、返回故乡的良机，而是在双方交换战俘时用自己换回了抗联游击队长汪大海，使后者的生命得到挽救和保全。当然，由于迄今我国部分作家对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和把握还不够自觉和深透，以至于以阐发和弘扬人性为旨归的小说作品还没有成为新世纪我国抗战题材文学发展的主脉。

　　黑格尔说：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独特的环境，每个时代都是如此特殊的状态。抗战题材小说创作，历经战时的镜像式反映，到新中国成立17年的敌我“二元”结构和“文革”期间的“红色英雄”情结，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史实探颐和真相索求，再到新世纪的人文关照和人性发掘，在70年的发展演进历程中，从有选择、有限度的文学书写递嬗到多元化、全景式的文学表现，走出了一条由局促到开敞、由单极到多维、由平面到立体的文学创新之路。

　　尽管弥漫于7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抗战硝烟早已散去，但摹写中国抗战的真实历史故事远未终结。事实上，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作为战争主要策源地的日本不仅没有对侵略行径作任何忏悔和反省，反而冥顽固执地躲避遮盖历史，变本加厉地为军国主义招魂。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题材的历史叙述非但不能减敛弱化，更应以更强劲态势向深层拓展和开掘，这不仅是对抗战历史抗战英烈的最好祭奠，也是对蓄意篡改历史者的有力回击。

　　（作者为编审、哈尔滨工业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