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剧的感染力不仅来自故事、人物和场景，更来自抗战历史传递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正义追求与顽强信念。艺术品格和精神价值的双重实现，是抗战剧吸引人、感染人的重要保障

　　●新世纪以来的一些抗战剧，在不断进行艺术创新、个性化探索的同时，受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娱乐化创作倾向凸显

　　●对抗战历史有总体性的把握，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最基本的判断，这是抗战剧创作的起点，不能置一切推动历史发展的努力于不顾，置新时代下一个不断确认的文化自我和国家民族的精神传扬于不顾

　　战争题材影视作品，因为先天具有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纷繁复杂的人物事件、恢弘磅礴的战斗场面等，长期为影视界所钟情。尤其是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电视剧，讲述当下国人熟悉甚至亲历的历史事件，再现那些激荡人心的历史瞬间，具有广泛的观众基础，在当代荧屏上占据很大比重。一个基本共识在于，抗战剧的感染力不仅来自故事讲述、人物塑造和场景再现，更来自战争书写与历史表达所传递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正义追求与顽强信念。艺术品格和精神价值的双重实现，才是抗战剧吸引人、感染人的重要保障。

　　创作演变的两个趋势

　　一般说来，抗战剧主题明确、叙事宏大，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审美诉求，旨在通过对抗战历史的资源发掘与艺术加工，增进观众的历史认知和民族情感。题材的特殊性决定了抗战剧的思想教育功能。1984年热播的首部抗战题材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的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地下党与日寇英勇斗争的故事。此后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也是聚焦革命队伍的艰苦卓绝、勇敢顽强，宏大叙事及其主题表达日渐娴熟，与当时的抗战电影以及其他红色主题的作品形成了呼应。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业蓬勃发展，抗战剧也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从2001年到现在，全国发行的较有影响力的抗战题材电视剧有百余部之多。《历史的天空》《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中国地》等作品，尝试打开创作视野，跳出单一化的叙事模式：有的注重讲述传奇故事，有的深刻表现革命精神，有的努力挖掘英雄身上平凡人性的一面，有的创新视听表达以提升审美内涵……总的来说，主题内容和表达手段不断丰富，具有艺术个性的作品大大增多，创作生产与时代现实、社会思潮甚至是国际语境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

　　从时代文化建构的高度来看，反映历史和时代的本质真实、塑造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满足普通观众的审美期待，始终是中国抗战剧创作生产的努力重心。新世纪以来抗战剧产生的上述变化，一个趋势是尝试克服早期抗战剧在人物形象、艺术表现、故事讲述上的种种不足；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抗战剧创作受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娱乐化创作倾向凸显。

　　抗日“雷剧”的价值迷失

　　从《抗日奇侠》《黑狐》到《一起打鬼子》，铜头铁臂、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裤裆藏雷，一再出现的抗战“雷剧”让人大跌眼镜。新版《铁道游击队》中，主角单凭一台“脚踏车”便能杀敌，凌空飞起拦火车、躲子弹、碾日军，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类似的构思已经成为抗战剧的一种习惯性思维。

　　指责雷剧并不是要否定抗战剧的通俗化。事实上，在抗战题材影视剧的历史上，通俗化手法渊源有自。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抗战电影就要求“最好是讲农民自己的故事”“采用浅显通俗的表现方法”，战时影片拍摄在艺术上更是普遍讲求故事简洁明了、动作直观，甚至要求“内心表现不能太复杂”。这种创作认知是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但是当下不少抗战剧对故事传奇化、人物通俗化甚至庸俗化、抗战事件游戏化的追求，已不仅是把抗战戏变成小品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深层的价值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