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质的成功之作。恩格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的高度，对史诗创作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有志气、有作为的当代艺术家都应向着这样的“高峰”攀登，向着这样的目标挺进。

　　首先，从“较大的思想深度”看，该剧将弘扬长征精神与体现民族政策、民族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或者说，一切依靠和一切为了各族人民才能取得胜利正是长征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该剧的题材优势和“思想深度”之所在。该剧将彝族民众能否摆脱几千年来历代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隔阂和相互仇杀，能否摆脱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红魔军”谣言而将红军当作使自己翻身得解放的亲人和兄弟，能否使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到达安顺场，视为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惊险也最关键的事件。而以小叶丹为首的彝族同胞对红军从恐惧到疑虑到认同，帮助红军迅速通过彝区，并踊跃参军、并肩战斗，竖起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大旗。这既状写了彝汉同心克敌制胜的辉煌历史，也突显了红军既是战斗队，也是宣传队、播种机的革命本色。红军的伟大理想、坚定信仰、高尚品德、铁的纪律，执行民族政策的一丝不苟，才是促成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的最深厚的渊源。

　　该剧表现的刘伯承和小叶丹的“彝海结盟”，是流传了80年的红军长征佳话。该剧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停留在演绎传奇故事的层面，而是努力体现出“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即把这短短20多天的“结盟”过程置放在从“金沙水拍云崖暖”到“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宏大背景和历史进程中加以表现。毛泽东领导红军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江后，虽然“转危”，并未“为安”，依然处在被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万分危急之中。红军的唯一出路就是尽快渡过水流湍急、惊涛骇浪的大渡河，与四方面军实现会合。在电视剧中，毛泽东与蒋介石都在研读记录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在大渡河畔全军覆灭遭遇的《庸庵文续编》，但研读的目的不同，一个极力避免历史重演，一个则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在此紧要的历史关头，红军总参谋长、纵队司令兼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想出了泸沽分兵的妙计，让左权、刘亚楼带领小部队扮演红军主力大张旗鼓走大路，“明修栈道”以迷惑敌人，而大队人马则偃旗息鼓、“暗度陈仓”走小路，通过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而能否通过彝区，又在于以小叶丹为头人的彝族同胞能否理解和支持红军。该剧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曲折的故事情节，表现了“彝海结盟”的重要性、紧迫性及其艰巨过程，体现了对这段“歃血为盟”传奇故事背后的“历史内容”的深刻理解和审美把握。

　　当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紧迫课题就是如何实现艺术上的突破，为“主旋律”作品赢得声誉，争取受众。该剧在“大事不虚”的前提下进行了大胆的虚构和合理的想象。全剧始终沿着两条线索演绎故事，推进剧情。一条是毛泽东、刘伯承等红军最高领导人与蒋介石、薛岳等国民党最高层的斗智斗法，其结局是毛泽东领导的万名红军突破重围，通过彝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挥师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而蒋介石气急败坏地把《庸庵文续编》一页页撕碎的细节颇具象征意义，它宣告了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图谋彻底破产了。另一条是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先遣队一路摧城拔寨，冲破国民党将领刘文辉、邓秀廷等的重重阻力向大渡河前进。斗争的焦点则是我方争取小叶丹等头人的支持以顺利通过彝区，而国民党方面则百般挑拨离间，阻挠破坏，无所不用其极。小叶丹也机智地派出武士拉铁辨析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彝族的敌人。全剧采用“强情节、快节奏”创作手法，层层推进、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在情节的演进和细节的描绘中，刘伯承等主要人物的形象跃然荧屏，生动感人。该剧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刘伯承的形象塑造。他一出场就以新中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与小叶丹夫人会面，郑重接过“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军旗，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紧接着，刘伯承和小分队战士化装成国民党军人智取皎平渡，带领红军大部队巧渡金沙江，然后占通安、攻会理、取德昌、克冕宁，绕道西昌继续北上。泸沽分兵，走大路明修栈道，过彝区暗度陈仓，直至亲临大渡河畔，在枪林弹雨中指挥“强渡”和“飞夺”，“军神”形象活灵活现。该剧也着力通过细节刻画人物。刘伯承隐瞒病情把药留给别人，“命令”四个北方战士吃下一碗面条，为了筹粮在大雨中伫立终于感动觉哈头人。他的几个川军旧部都因老首长的人格魅力而暗助红军。通过宏大叙事与关键细节的结合刻画人物，是该剧的特色和亮点。剧中的其他人物，如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彝族头人小叶丹、武士拉铁、彝族姑娘阿依诗薇、红军侦察小分队队长陈锐南、战士天骏，以及反面人物蒋介石、四川军阀刘文辉、旅长邓秀廷、团长李德吾、特务邓子文等，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