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

　　有些难为公务员

　　目前的社会诚信或征信系统涉及的项目越来越多，除了公众熟知的信贷环节之外，诸如水、电、气等民生项目欠费等也被一些地方列入征信系统中。据介绍，上海还将窃电、恶意欠费等纳入征信系统；湖南浏阳则将欠税赖账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广州市更是力争在几年后实现社会诚信体系的全覆盖，这都体现了国家和地方有关方面对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视程度。然而，“征信体系”是不是应该直接与公务员奖惩、提拔晋升等直接挂钩，值得商榷。

　　公务员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其可能的“不诚信”行为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身为普通公民的“不诚信”行为；另一方面是身为公务员时可能的“不诚信”。如公务员在岗位不尽职、办事拖拉，在审批事项上“吃拿卡要”，甚至那些看起来轻微的“迟到早退”等，都应该算是公务员的“不诚信”，也与公权力和公职身份直接相关。针对此类不诚信行为，与职务晋升、奖励惩戒相结合，就是合理的和公平的。而那些以普通公民身份出现的“不诚信行为”，如一不小心拖欠了“电费水费”等民事不诚信行为，就不应该与其职务职责和提拔与否相联系。这才是客观的，也是符合公平原则的。公务员有公权属性，但他们的另一种普通公民的身份也不应忽视，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客观看待和承认公务员不是“完人”，他们在履行公务之外，也可能也可以像普通公民那样“谈对象失约”、“穿比基尼相亲”等等。这才是真正的公务员的定位，也是客观现实的公务员定位。

　　在社会诚信面前，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特殊公民”，无论任何人、什么官阶，都应该一视同仁，就如银行机构对于任何公民的“不诚信”行为实施的“禁贷”惩戒，可以适合于任何公民。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单纯“拔高”某一群体的“道德尺度”。公务员也是人，公务员也会“不诚信”，科学合理的做法是恰当区别公务员群体“不诚信行为”的性质，针对不同性质的“不诚信”行为做出不同的处理。换言之，公务员在履行职务时的不诚信可以与职位升迁挂钩，而与职务无关的公民身份的“不诚信”行为应按照普通公民对待。让公务员在履行职务之外，当好家庭角色，当好丈夫、妻子、儿女，像普通人一样看待他们的“诚信”，有什么不好吗？ 毕晓哲

　　提醒

　　建档不能“自说自话”

　　制度目的是好的，现实中的操作究竟如何，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部署。根据《规划》，公务员诚信档案的建立，管理部门为政府部门，这也就意味着诚信档案如何建、怎么建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导。那么，诚信档案建立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避重就轻”或者“躲猫猫”的情形，令人深思。更何况，人情关系羁绊下，相关领导权力的滋扰下，是否会存在某些暗箱操作的猫腻，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种担心并不多余，诚信档案建立的话语权由公权部门掌握，外界公众对于公务人员的具体诚信情况根本就无从知晓。公务员是否被惩罚，是否存在违法违纪现象，都属于“内部”的操作。即便确有其事，诚信档案中能否全部如实记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缺乏外部的监督，屏蔽了诚信档案所需要的“阳光”，诚信档案的质量能否符合公众预期，还需要认真解决和考虑。

　　具体而言，克服“自说自话”的弊端，主要在于：一方面强化诚信档案建立的权力制约，以严格的责任追究兜底，为诚信档案管理参与人员戴上“紧箍咒”，避免出现责任弱化情形。另一方面，对于公务员不诚信行为和现象，只要不涉及隐私或国家秘密等情形的，应该予以及时公布，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约。

　　假如能够避免“自说自话”的档案构建模式，让档案的诚信情况透明化，就能为制度的运行提供有力保障，从而产生预想中的效果和作用。 （刘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