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错案得以真相大白,大多有偶然因素。于英生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重获清白不是因为“亡者归来”,也不是因为“真凶出现”,而是疑罪从无原则得到了坚决落实

　　日前,安徽蚌埠市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正式宣布,对备受关注的于英生案启动错案追责程序。尽管这起发生在1996年的冤假错案,轰动程度不如呼格吉勒图案、赵作海案、佘祥林案,但公检法三家同时启动错案追责,极富标志性意义。特别是该案中多个疑点例如疑似真凶的指纹、精斑等缘何屡屡被无视,办案机关是否涉嫌故意藏匿关键证据等,均有待最后定论。(相关报道见今日4版)

　　与此前媒体曝光的众多命案一样,于英生案具有冤假错案的典型特征:一是报案人被当作犯罪嫌疑人,于英生1996年12月2日发现妻子在家被奸杀,他在第一时间报警,警方却怀疑是他杀妻后伪造了现场；二是破案堪称“神速”,从案发到于英生被刑拘只用了10天,再到警方宣告破案和于英生被正式逮捕也只用了10天；三是存在非法取证行为,于英生曾被办案人员连续折磨和询问七天七夜；四是有诸多疑点被无视,比如凶案现场发现的不属于于英生的指纹和精斑。

　　近几年,我们见证了不少冤假错案在积压多年后被平反,于英生案仅是其中一例。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公众在谈论冤假错案时常常会发出一些反问——在湖北佘祥林案之后,很多人都在问“如果遇害者后来没有重新出现呢?”在云南杜培武案之后,很多人都在问“如果真凶后来没有落网呢?”在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之后,很多人都在问“如果当时没有汤计这样的记者持续九年奔走呢?”

　　有这些假设式追问,是因为这些冤假错案得以真相大白有很多偶然因素。于英生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以“杀妻者”的身份蒙冤十余年后重获清白,不是因为“亡者归来”,也不是因为“真凶出现”,他也没有遇到“汤计式记者”。虽然奸杀于英生妻子的真凶也落网了,但那不是于英生沉冤昭雪的关键,因为他在真凶被抓前几个月就已被无罪释放——2013年5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英生案进行立案复查；8月,安徽省高院再审宣判,认为原审认定于英生故意杀人事实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在案证据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合理排除,撤销原一审判决、二审裁定；11月,杀害于英生妻子的真凶武钦元在蚌埠被警方控制。

　　从这个时间轴可以看出,扭转于英生命运的是疑罪从无原则——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更值得强调的是,正是在于英生被宣判无罪释放之后,蚌埠市公安局启动再侦程序,重新侦查此案,通过比对当年在凶案现场发现的指纹和精斑DNA等,锁定并抓获了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司法机关遵循疑罪从无原则就像按下了快进键,让真相和正义很快到来。

　　拿于英生案与其他一些冤假错案对比就不难看出,过去一些地方司法机关片面追求破案率和破案速度、信奉“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落后理念、为破案而故意藏匿证据,确实给一些无辜的人造成了巨大伤害,甚至让一些人不明不白丢了性命。还可以看出,过去一些冤假错案因为种种原因迟迟得不到纠正,不仅延长了一些无辜者蒙受冤屈和苦难的时间,还在很大程度上延宕了真相大白之期。

　　冤假错案的发生和纠正困难是对公平正义的最大折损。正因如此,通过司法改革进一步确定疑罪从无原则,并建立完善的司法申诉和案件纠错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机关作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指示；2013年,中央政法委首次就冤假错案问题发布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自十八大以来,随着司法改革渐趋深入,已经有不少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而且被纠正的冤假错案,在类型上正在由“真凶再现型”“亡者归来型”,转变为于英生案这样的“证据不足型”。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表明司法机关在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理念方面有了显著进步。

　　从佘祥林、赵作海到呼格吉勒图、于英生,虽然这些名字是见证中国法治进步的关键词,但无论是对这些沉冤昭雪者还是对他们的家人而言,能够真相大白的“幸运”,终究都带着“不幸”的底色。我们记住这些人的故事,剖析这些案件当初成为冤假错案的原因,正是为了尽可能地找出现行司法体制的漏洞,并尽快通过司法改革和完善制度,让疑罪从无的理念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彰显,促使司法机关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办案,让法律成为每个人的铠甲和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