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全国两会刚刚落下帷幕，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便再度抛出猛料：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在14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云南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仇和参加了审议。

　　有人说，仇和改变了公众对官员的刻板印象，是个性官员；也有人说，仇和为了自己的政绩，用人治替代了法治，“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式的做法本就不值称道。而在初到昆明之时，他曾发表了著名的“八无感言”，当时给人以一种中国传统“清官”的道德形象。所以，“仇和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一新闻犹如重磅炸弹，引来舆波泛泛，自是必然。当然，在这个舆论圈里，也存在错位评价。

　　其实，世界上很多事物之间都存在顺序。比如，在法律中，生命健康权是最基本的权利，其他权利位列其后。并且，就位阶次序而言，下位阶的法律必须服从上位阶的法律，所有的法律必须服从最高位阶的宪法。同理，我们评价一个人存在很多标准，而在众多的评价标准中，法律评价是最基本的评价，它是第一位的标准，因为法律是捍卫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式防线。

　　如果无视法律评价，而大谈政绩评价、个性评价、人缘评价或者才具评价，无疑都是避重就轻。可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不讲次序的评价思维比较常见。前不久，原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案就引起过争议。在争议之中，周的辩护律师在微博上评价说：周文斌具有人格魅力，工作敬业，学识渊博。该律师甚至还引用了“斌哥回来，新校长差评，申请退货”的学生评语，来论证周文斌的“高大上”形象。姑不论学生做出此类评价的背景和真实心理，从法律伦理来看，其隐性说辞就过不了关：难道一个被学生尊敬的校长违法了，就不该被绳之以法？或者，一个被学生尊敬的校长违法了，就该被轻判？

　　所以，评价“仇和式”官员，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认知：任何人只要违法，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一个常识，无可争议。无论仇和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官员，法律永远是对其最基本的评价标准，我们必须理清评价标准的排列次序。当然，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要避免一种“二元化”倾向，即不能非黑即白，简单给仇和做出好人或坏人的定性。笔者以为，我们评价仇和，不怕一无所知，就怕一知半解。要知道，这个世界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只存在做好事的人和做坏事的人。在仇和违纪违法的具体调查信息正式公布之前，公众应该恪守理性，不信口开河。毕竟，舆论之刃往往锋利无比，可伤人于无形。

　　此外，撇开仇和的个人违纪问题，单从他的为官作风来看，我们还应去除一个思想误区：如果目的正确，手段不对，那么其行为还能称为正义吗？如果还能称为正义，那么防卫过当就不违法，喊着爱国口号的打砸抢烧行为也可以被接受，这显然荒唐，不符合我们国家依法治国的既定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