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一则由清华大学液晶大楼物业服务中心发布的“警情通报”在网络上热传，引发网友关注。通报称，8月29日晚上23点25分，中关村派出所110接报，海淀区蓝旗营小区清华大学一老师，被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人民币1760万元。记者向海淀警方求证属实，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具体情况还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通报。（8月31日《法制晚报》）

　　如果要评选奥运会后，舆论场中的最热门词汇，恐怕非“诈骗”莫属。只是，从包括徐玉玉在内的多位大学生学费被骗，到这次清华大学教师被骗千万，那些将被骗原因推给个人贫困和智商的论调，应该可以休了。

　　堂堂最高学府的教师也会被骗，且被骗的还不是一万两万，至少戳破了两层社会对于诈骗的认知幻象。一来，被骗与否，真的与个人“智商”和身份没有直接关系；二来，在“骗子”眼中，下手目标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利益考量。

　　事实上，在一个蕴藏着高受骗风险的社会，将个人的被骗上当归咎为贫穷和无知，要么是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要么是智力上的懒惰。这种对于受害者的“自身原因”的强调，既显得冷漠，也回避了这样一种客观事实：从来没有哪个社会骗术的消除，是单靠被骗者个人素养的提升来解决的。一个正常的社会恰恰是应该可以让人放下不必要的心理戒备，而非设置过高的警惕阈值来抵抗外部风险。

　　称当前的电信诈骗具有普遍性，已非夸张。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接到诈骗信息的人数高达4.38亿，相当于每3人中就有1人接到过诈骗信息。而目前在我国从事网络诈骗产业的人数至少有160万人，“年产值”超过1100亿元。从中不难发现，诈骗已经非简单意义上的个人偶然作案，也非专门针对某个人群，而是呈现出企业化、产业化、大撒网的特征，并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涉及个人信息、电信安全等多个领域。面对这样一张高度专业化和普遍化的骗术网络，如果仅仅只是苛求个人提高警惕，显然无异于缘木求鱼，也削弱了公共部门对于防范和惩治电信诈骗犯罪所应该负起的责任。

　　电信诈骗精密化和普遍化的背后，是社会治安和秩序维护的新转向。过去，谈到社会治安，我们侧重的多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秩序与街头暴力。但在信息社会，对于社会安全秩序的冲击更趋精密化与隐蔽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就体现为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的诈骗。但目前无论从公共治理，还是从社会观念来看，对这种转变的认知与行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滞后。

　　电信诈骗在很多人看来仍仅是只能骗骗“智商低”的人的小伎俩。所以，在社交平台上我们乐于转发那些“把骗子骗得想哭”的段子化信息，当诈骗发生后，我们习惯将之视为是受害者交的“智商税”。类似的潜在的社会心理，一方面消解了骗术的真正危害和防范难点，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社会对于骗术的预防。一些人所谓的“防骗宝典”，不过就是信奉不再相信任何陌生人。然而且不说这种“他人即地狱”思维的潜在危害，在一个陌生人社会，对于陌生人的界定从来会因时因人而异，其实际效果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电信诈骗，本质是信息社会的犯罪。要从根本上遏制这一犯罪的蔓延，只能依赖于公共防治网络的缜密化。这既包括对于犯罪行为的精准打击，也包括相关预防体系的建设，比如信息安全的保障，安全责任的落实，防骗教育的跟进。且由于这一犯罪所牵涉到的诸多领域的失范，对之的应对，仅仅依靠公安部门是远远不够的。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公共部门对它的危害性与现实发展程度是否有足够的预判。当前电信诈骗案的破案率只有3%，无疑敲响了警钟。

　　社会学家郑也夫在分析诸如黑手党这样的犯罪社会组织所构成的“秘密社会”时指出，对“秘密社会”的最大消解，是社会大系统的健全——正当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正义可以得到伸张。在某种意义上，电信诈骗的大面积存在，也已经形成了一个颇具社会危害的“秘密社会”。只是，面对这一几乎“防无可防”的秘密社会网络，正义的伸张，不能只再倚赖个人的自求多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