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要赞美道德,更要信奉法治。制度性保障并不排斥道德弘扬,相反,它可以促成道德生长
坐高铁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广播,有乘客突发病情,请求列车上的医务工作者前往提供帮助。媒体也经常报道,某某医生在列车上及时仗义出手,救病人于水火。可最近的一则新闻,令不少医生心生疑虑。
3月17日,D3563次列车上有乘客突发疾病,女医生陈瑞及时伸出援手,可在积极施救后,列车工作人员向其索要医师证,甚至还要其亲手写下情况说明,“签字画押”。列车工作人员的做法,让陈医生感到后怕,如果病人病情后来恶化、产生纠纷,那是不是意味着她要承担责任?
这一事件经媒体传播后,引发网上热烈讨论。陈医生的担忧也演变成医生的群体顾虑,甚至有人疑惑,类似见义勇为的做法,会不会被追究“非法行医”。好在南宁客运段官微很快致歉,承认工作人员处置不当,表示将进一步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广西卫健委也及时发声,力挺陈医生做法是发扬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精神,符合执业医师法等相关法规,值得表扬和肯定。
这些官方表态,等于是给医生的行为按下道义上的确认键,可不得不看到的是,道德层面的推崇和认可,对于化解现实顾虑,有时候还不够。正如现实中人人都知道见义勇为值得推崇,可如今看见路边摔倒的老人,有人未必敢轻易出手相扶。原因无他,担心无法自证清白、好人未必有好报。所以,一个社会道德水位的高低,和能给倡导的行为提供怎样的制度性保护息息相关。
列车工作人员之所以又是索要医师证,又是要求仗义出手的医生写情况说明,现实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但一味怪罪于具体工作人员,也有些违背情理。如果对于高铁急救可能出现的纠纷没有明确的制度预判,那风险就会落在具体工作人员乃至医生身上。可见,没有制度性保障,那就可能出现病人处于危急状态而无人敢施救的局面。
要化解这样的困境,在道德上倡导医生的仗义行为之外,重要的是明确风险承担机制。之前有航空公司就遇到这样的案例,有乘客在飞机上突发疾病,机组工作人员也紧急召唤医生参与救治,但最终病人没能挽救回来,其后家属起诉航空公司索赔数十万。虽然法院裁定航空公司救治程序没问题,但这一事件说明,飞机或者列车上的紧急救助确实有发生纠纷的可能。那么遇到不同情形,怎么划定医生和工作人员的免责界线就很关键。唯有制度上先行明确,才能保证各方没有后顾之忧,尽可能减少执行层面的“处置不当”。
我们既要赞美道德,更要信奉法治。制度性保障并不排斥道德弘扬,相反,它可以促成道德生长。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明确相应紧急救治制度,进而推动救治过程更规范,让医生看到,仗义出手非但不会有难以预料的风险,还能得到善意的保护和肯定。这才是真正对医生和乘客负责,才能让高铁出行变得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