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整合资源，改善机制，完全可以留出一些空间，让善行不再孤单，让善意更好生长

　　前些日子上夜班，打车回家时遇到一位古道热肠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姓朱，路遇不平常常出手相助。同时也常有疑惑——“现在做好事，为啥找不到做好事的‘感觉’呢？”

　　做好事是什么感觉？按理说，应该是内心愉悦，小有成就感，一连串好心情，可在现实中，却不尽然。朱师傅讲了两次亲身经历：一次路遇几个流氓抢劫路人，他和乘客冲上去制止，人救下了，自己却被流氓打成了血葫芦。乘客叫来了救护车，医护人员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你有钱吗？”

　　还有一次，朱师傅夜里拉了一个醉汉，上车时只说了大概方位，到了目的地已经彻底醉倒。朱师傅转了附近几个小区，保安都不认识，最后只好送到派出所，值班民警见到他的第一反应则是：“我们这里不收！”

　　问题最终还要凭行善者们奋力争取来解决。面对医护人员的冷漠，当时在场的乘客言辞激烈，反复强调朱师傅见义勇为，最后救护车予以施救；在派出所，朱师傅当即打电话给其上级反映情况，值班民警也变了态度，收留了醉汉。虽然结果还不错，但如此遭遇，确实会消解本来很痛快、很美好的“感觉”。

　　然而，我们要因此指责医院和警方吗？有过就医经验的人都知道，北京任何一个三甲医院的病床和走廊都如同闹市。同样，有位来自警界的人大代表也讲过，世界各国人口的警察配比一般在万分之三四十，中国只有万分之十左右。

　　人口基数庞大、优质资源稀缺、群众需求迫切，这是我们做任何讨论都不可忘记的中国基本国情。这几天，各地“婴儿安全岛”被迫关闭和限制的新闻再次引起舆论争议，意想不到的弃婴数量，特别是其中超高的病患儿比例，让弃婴岛的领养消化机制遇阻，接收能力透支之下，要么选择干脆关闭，要么筑起层层防线。而舆论的争论，则从一开始的救助弃婴还是鼓励弃婴，转向政府应该继续担责还是放手不管，仍然将其置于道义与现实的夹缝之中。

　　善举做出之后遇到的难题，无不映照出坚硬的社会现实。人们常说，点亮自己，照亮别人。善举就像是黑夜中的火把，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可是，当我们要照亮的是整个广袤的原野，就需要不断有新的火把被第一个火把引燃，共同汇聚成强大的光源。

　　正因如此，行善者的能力维护，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想要打造一个“可持续善”，或者“整体善”的社会环境时，就需要思考如何减轻行善成本，也需要突破个体思维的局限。有些国家已经基本解决了拾金不昧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法律规定捡钱不及时上交等同于偷窃，同时规定拾得者可从遗失者那里得到相当于遗失物价值一定比例的谢礼，并且在找不到失主时得到遗失物。这样的法律已经实行了100多年。当救人者需要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能不能适用，见义勇为奖金领取能不能简化？当回不去家的人需要栖身之所，有没有出租车企业主动搭载，就算是做个广告？或者这个人第二天醒来给帮助的人一点补偿？当许多救助病患的官方和民间组织都在各自行动，可不可以集中在弃婴岛周围，共同分担一点压力？虽然我们国情复杂，但我们的综合实力也很强大，通过整合资源，改善机制，完全可以留出一些空间，让善行不再孤单，让善意更好生长。

　　这种工作其实非常复杂，不能只依赖政府来设计和努力。快下车的时候，朱师傅提到，普通人能量很小，但有件事情可为：随手关注每一个善举。有句古话也讲，见善如渴，闻恶如聋。在一个“联通”方便的时代，只要每个人都拿起手机，拍下身边的善举，写下对行善的思考，再放到互联网上去，必能促进行善需求和可支持资源有效对接，最终为改善机制提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