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是近来出现在诸多社会新闻中的一个关键词。“最美教师”郜艳敏被拐骗乃至家人劝阻其回家，很大原因是“家里条件不好”。媒体盘点落马官员，也引发了出身贫寒的官员是不是更易腐败的话题。而近日引发关注的“最悲伤作文”，更是对某种极端贫穷的直接揭露。在广州少女小梅遭亲父猥亵事件中，母亲责怪女儿报警，理由是“我们真的太穷了”，“你爸被关我们怎么办”。

　　知乎上，也早有关于“贫穷有多可怕”的讨论，“总能听见长辈说，你一定要坚强，你不知道贫穷有多么可怕。” 贫穷到底有多可怕，对于那些经历过饥饿年代的人来说，应该不陌生。

　　直观印象中，贫穷首先体现为缺衣少食，即物质上的贫困。包括郜艳敏的经历、“最悲伤作文”中所呈现的贫穷，主要是指向这一层面。但这种贫困的造成特别是延续，又很难说仅仅只是因为物质匮乏。关于贫穷的定义和标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的，“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对照这一标准，来看待现实中的扶贫，或有更多启发。当下我们正在倡导精准扶贫，它被理解为“对症下药”，但在更深层次上，它首先考验的是决策机制对贫穷的感知能力，如扶贫政策如何能充分对接贫穷人群而不被扭曲。既要考虑现实中政策的执行情况，也要充分预见贫穷人群对制度的接受能力。一些新技术、致富路径，看起来很完美，但并不一定适合具体的贫困家庭。乃至在坚硬的贫困面前，当我们用文明社会的规则去衡量一些事物时，并不一定就能代表“正义”。

　　美国一个跨学科团队曾通过研究资源稀缺状况下人的思维方式，得出结论：穷人和过于忙碌的人有一个共同思维特质，即注意力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这被认为是贫穷导致判断力下降的最新论据。但不容回避的另一个问题是，当个人依然能在贫困之下保持判断力时，社会是否允许他们将“判断”付诸实施。面对父亲的猥亵，相较于母亲的“逆来顺受”，小梅依然选择了反抗，或许是因为她尚年轻，还未被贫穷的扭曲力彻底吞噬。然而，在个体抗争意识被磨灭之前，在一个正常社会机制之下，应该有力量让他们逃脱被伤害的厄运，点燃改变的希望。

　　贫穷对于人性、心态、人的智识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探讨穷二代官员是否更易腐败的问题上，人们往往从心态、出身环境上加以分析，这未尝不是探寻腐败心理的一种路径。但在公权力尚不能被普遍约束之下，穷二代官员较之贪腐官员的整体，其共性其实大大超过特性。此类分析看似另辟蹊径，未尝不含偏见。类似的对贫穷出身如凤凰男等群体的限定分析，其实也流露出社会对于贫困认知的刻板和狭隘，不仅加大社会群体的分歧与隔阂，还可能掩盖更多严肃问题。

　　有人说，贫穷的可怕，在于让你无法选择。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选择的多寡，不该只限定于个人的家庭和出身，更应置于社会的整体背景下来衡量，贫穷群体的选择更是如此。社会底层人群，对自由迁徙、公平正义、公共保障等权利的需求，恰恰是最强烈的。当社会治理和政策的制定实施能展现出更多的包容性、开放性，也就能避免让更多人陷入“无选择”的绝境之中，规避绝对贫困的蔓延。

　　“贫穷”在当下愈发被关注，或许说明贫穷已日益被视为一个需要公共介入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社会整体在迈进丰裕社会的过程中，贫穷问题被泛化，社会的关注失焦，阶层隔阂加剧，而遮蔽一些更重要的问题，这才是最可怕的精神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