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这种自然性质，自发地调节人的行为，没有这只道德上的“看不见的手”，就没有经济上的“看不见的手”，这也意味着《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相互关联的两本书，《道德情操论》出版于《国富论》之前是理所当然的。

　　如何理解市场经济，斯密有一句常被人引用的话，“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这句话说明的是自利产生公益，也是“看不见的手”的基本含义。“自利产生公益”的例子在现实中比比皆是，比如手机厂商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使得手机从奢侈品变成普及性的大众消费品。

　　斯密在《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中都提到了“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表达的是“生产效应”。斯密说：“的确，他一般既无心要去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对之正在促进多少。他宁愿支持本国工业而不支持外国工业，只是想要确保他自己的安全；他指导这种工业去使其产品能具有最大的价值，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这样做只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并且斯密认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自利促进公益的“生产效应”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在市场中，每个个体要增进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去满足他人的利益，出于自利的行动也就是满足了他人需求的行动，这样，在利己的同时也是在利他。

　　在《道德情操论》中，“看不见的手”表达的是“分配效应”。斯密是这么说的，“他们终究还是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经营改良所获得的一切成果。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做出的那种生活必需品分配，和这世间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所有居民时会有那种生活必需品分配，几乎没什么两样。”

　　在这里，斯密认为在每个参与者追求他的私利的过程中，市场体系会给所有参与者带来利益，即便那些在一开始没有资产的人，也会从那些拥有资产的人的对资产的使用中获得利益，其效果就好像他在一开始就拥有资产一样。也即富人对财富的使用使穷人收益。斯密的这一思想可以有力地批驳那些认为市场扩大了贫富差距，不利于穷人的观点。

　　“看不见的手”这两种效应都是自利动机推动的，斯密把自利比喻为支配社会运行的“万有引力”，认为“节俭、勤劳、慎重、注意与专心”等值得赞美的品行，都是自利培养出的习惯。他像曼德维尔、弗格森和休谟一样，把自己的体系建立在“人的动机就是利己”这样一种观察上。

　　斯密笔下的“自利”是和“同情”联系在一起，同情是指“互通的共感”，他认为我们比较在意的是旁观者的感觉，而非当事人自己的感觉，我们比较重视的，经常是我们的处境在旁人的眼里显得如何，而不是我们的处境在我们自己的眼里显得如何。所以，“自利”包含获得他人的赞许，赢得他人的尊敬、尊严之意，实际上，斯密也把“获得他人的尊敬”视为一个人最大的幸福。

　　在斯密看来，自利的人必然在乎他人的利益，这样才能增进自己的利益。用斯密的话说，假如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危害他人利益，当他想到这样的行为时，“内心感到绝无可能不会极度羞愧、憎恶与惊惶失措地痛苦挣扎”。可见，人的自利本身就包含了利他性。

　　道德的这种自然性质，自发地调节人的行为，没有这只道德上的“看不见的手”，就没有经济上的“看不见的手”，这也意味着《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相互关联的两本书，《道德情操论》出版于《国富论》之前是理所当然的。

　　斯密主张市场经济，认为经济增长只需要“和平、轻税和较好的司法行政机构”就够了，或者话说，政府只要扮演守夜人。这种“自由观”，也是他从道德的自然属性中自然而然地得出的结论：既然自利是人的本性，且出于自利的行为会产生“公益”，那么政府干预经济理所当然地是不需要的。

　　在“法律”层面，斯密有一个著名的“棋盘”比喻，他在《道德情操论》中说那些认为政府可以自由制定它用来调节社会的任何法律的人，“似乎想象他能摆布一个巨大社会的不同成员，就像一只手在棋盘上摆布不同的棋子一般容易；他不考虑，在棋盘上的不同棋子除了那只手在移动它们之外，还有其他的运动原理；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运动原理，与立法者可能想要施加于它的原理完全不同”。立法不能违背每个人“自己的运动原理”，也即要符合自然的正义规则，斯密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可以用法律多大程度上符合“自然的正义规则”来衡量。

　　所以，看不见的手，是受“自然的正义规则”约束之手，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用“概括性道德规则”来指代“自然的正义规则”，认为概括性道德规则“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规则”，应该被视为“神的法律”。与“自然的正义规则”或“概括性道德规则”对应的道德无疑就是美德了，所以，与其说“看不见的手”是自利的产物，不如说是美德的产物。可见，“看不见的手”也是美德之手。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