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在《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这篇论述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歌的论文中，我曾经通过诗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写作的中断与失效、公共影响力的降低等现象，讨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诗歌“向历史和文化边缘滑落的阴影与压力”，论述过“非诗的时代”与“展开诗歌”的辩证关系。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诗人面对后工业社会的诸多景象，已经习非成是，由焦虑不适到习惯成自然，紧张关系或许有所缓解；但诗歌（甚至整个文学）的边缘化处境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只不过，现在推动诗歌边缘化的力量主要不是传统的威权，而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所掌控的消费逻辑，以及网络时代的“眼球”效应。

　　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体制内的投入在不断增加，体制外的接济也不缺少，诗歌的外部条件已经显著改善。无论是诗歌刊物与诗集的出版，还是这样那样的诗歌活动和评奖，早已是数不胜数。加上雨后春笋般的诗歌网站、诗人博客和读者微信群的迅疾传播，中国诗歌的“繁荣”可谓盛况空前。

　　但另一方面，诗歌在商业社会的语境中被广泛消费，诗歌的尊严、荣誉开始在市场温热的怀抱中变泛、变软、变低、变轻。诗歌不仅是见诸新楼盘与旅游景点的广告，也有附庸风雅或借诗谋利的。有钱的，出诗集和开研讨会都不困难；没钱的，也可以通过博客、微信或“诗歌事件”在诗歌圈子混个熟脸。

　　而在读者一面，早期新诗把诗歌写作看得过于容易与简单（朱自清的观点），细读的习惯本来就没有养成，在如今诗歌泛化的时代，对“诗歌事件”与诗人奇闻逸事的兴趣，常常超过了对优秀诗歌文本的期待和品读诗味的兴趣。

　　不是说没有好诗人和优秀的诗歌文本，我们这个有几千年伟大传统的诗歌国度，永远不会缺少诗才和杰作。而是说，商业化时代“非诗”的力量，不是扼住夜莺的歌喉，而是让夜莺与八哥、鹦鹉、画眉同台歌唱。当然，我们不必完全消极地对待商业社会的“过度消费”和“抹平”后果，也应当看到其不无普及诗歌的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非诗的时代”与其说给诗歌写作与阅读制造了困难与混乱，放逐了诗歌，离散了诗歌，降低了诗歌，不如说它考验了诗歌，成就了诗歌，让诗歌获得了反省与自我调整的历史契机。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另一面也是大浪淘沙、火炼真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非诗的时代”也正是检验诗格和人格的时代，让诗歌赢得新的生长、新的可能性的时代。

　　虽然取得公众社会普遍认同的诗人诗作，或许不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但新世纪涌现的优秀诗人、诗作，并不逊色于以往的时代。假如我们把想象、探索社会和人生经验的诗归为“经验之诗”（大部分的言志抒情之诗都属于这个类别），把实验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展延之诗称为“衍生之诗”（如从卞之琳到臧棣演绎智力与语言互动相生关系的“虚境”诗作），可以说，这两类诗歌写作都在新世纪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进展。

　　仅就一般读者和评论界比较熟悉和容易理解的“经验之诗”而言，那些关怀灾难（如地震）和民生（如转型时代普通人的困窘和“新劳动者”的命运）的诗作，因为凝聚了公众社会的感受和情绪而备受瞩目，诗歌的道德感与担当精神也被人们重新提起。但远不止于此， 不少表现和对应我们时代的混杂经验，显示了诗歌消化“杂碎”式后现代经验的能力的作品，不仅体现了诗歌对于时代道义上的承担，也体现了诗歌艺术的可能与活力。这方面，欧阳江河近年发表的长诗《凤凰》具有代表性。它衍生于一件工业垃圾制造的同名装置艺术品，用语言与想象“给从未起飞的飞翔/搭一片天外天/在天地之间，搭一个工作的脚手架”。这首诗既让人们穿行于神话与现实、历史与当下之间，也让人们沉吟于天空与大地、神话与垃圾等悖论与纠结之间，凤凰意象最终成了人类处境与心境的象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