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大美 图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的章先生1997年到北京打工，2001年在北京农商行花乡支行用一代身份证存了一笔钱。之后他换上了二代身份证，因行政区划调整，号码也发生了变化。他最近到银行取那笔钱，银行让他到派出所开证明，证明身份证号码变动前后为同一人。原籍所在地派出所人员起初称按公安部规定不能出具此类证明，后称需带上一代身份证去办，可章先生的一代身份证早就不见了。后来，原籍所在地派出所人员称经过请示领导，可以让章先生凭二代身份证去开证明。

　　章先生的存款，看来有望取出了。但章先生和家人为这事跑的腿、操的心太多了。根本原因就在于相关部门教条主义，懒政怠政。公安部去年的确发布过不再开具18类“奇葩证明”的规定，但银行的要求章先生无法拒绝，这种情况下派出所应当立即酌情办理。三番五次交涉才给了章先生一个合理说法。章先生的烦恼，其实是相关方面高高在上、不替民众着想的工作作风导致的。“奇葩证明”背后，总有奇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