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

　　观点激烈交锋的背后，是社会进步的期待……

　　准大学生徐玉玉遭遇电话诈骗，9900元学费被骗后郁结而死。事件曝光之后，全民关注，嫌疑人很快被抓，日前，最后一个嫌疑人落网。

　　但这起电信诈骗引发的思考远未结束，诚然，在舆论的围观下，案件迅速告破，但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大量没有成为舆论焦点的诈骗案件，破案是否会依旧遥遥无期？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围观改变了个案的进程，但对于普遍的司法公平，究竟是帮助还是伤害？舆论有加速执法效率的一面，是否还有破坏法律公平的另外一面？本报邀请了两位研究媒体和司法的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正方

　　舆论是进步的助力

　　张国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传媒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上传下达，在传媒高度发达之前，很多底层的问题，由于缺乏传播的渠道，很难被更多人所知晓。但今天不同，网络一旦曝光，立刻天下皆知，就如电信诈骗，受骗者相对来说总是少数人，但绝大多数人，一定受过诈骗信息的骚扰，所以，当悲剧被互联网曝光之后，一下子引发了普遍的同情。

　　传媒的第二个作用，是议题设置，以往这是传统媒体的事情，现在新媒体亦有此功能，一个议题，不管是自发成为公共议题，还是有人推动，一旦关注的程度够高，大到国家决策，小到个人生活，都可能受影响。而议题设置，恰恰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的问题。比如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和军火集团其实就已经掀起了大规模的社会关注，妖魔化对方，最终在美国形成了一种大范围的趋势和共识：打不打已经不成问题，问题是怎么打而已。

　　舆论有没有弊端呢？肯定有，比如曝光隐私、扩大矛盾等，一百年前美国的“扒粪运动”，扒出来的全都是对的吗？肯定不是，也有炒作、歪曲、片面、造谣等各种不负责任的报道，但媒体的强大，甚至美国的强大，就是在这些炒作中一点点崛起的。负面的效果肯定有，但一个社会的进步，就是在不断的趋利避害中实现的，不能因为有负面效应而全部否定，互联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之一，这是肯定的，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样的做法。

　　怎样才能趋利避害？我想有三个方面需要重视，第一，掌握话语权，政府和主流社会必须牢牢掌握话语权，话语权这个东西，你不争，别人就占了，而国家总是保护公共利益的，因此，国家总是话语权最合适的掌握者。其次，网络话语权的争夺极其激烈，有资本的力量，有国外的力量，有各种思潮的力量，所以必须要打起精神认真对待。其三，争夺话语权的目的，是疏通民意，是让每个人都有畅通的表达渠道，让网络推动正面价值观的普及，也推动社会的进步。

　　最近刚刚读了一本书，叫《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疆域》，这本书的作者认为，互联网无论怎么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国情、脱离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前些年，互联网上出现很多负面现象，恶意炒作、网络暴力、暴露隐私、干预执法等，原因在于，我们那时候对这个新兴事物重视不足，忽略了互联网传播和传统媒体的传播其实是一回事，因此没有形成制约和规范互联网传播的基本规则，使得互联网传播野蛮生长，背离了文化传统。我们看那些谩骂、攻击、造谣、揭私，与我们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勤劳善良等文化，其实都是相背离的。但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开始重视互联网传播的基本规则，重视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就如当前最火的明星离婚事件，它固然有八卦的成分，但不止于八卦，为什么网上出现一面倒的舆论？因为另一方的作为，冲击了社会的道德底线，不符合多数人普遍的价值观。所以，一个正确的文化，关键在于它能禁止一些东西，也就是说，它有它不可逾越的底线。某种程度上来说，舆情有时候反映的恰恰是文化的价值观，所以，以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引导，发挥网络舆论的正向作用，互联网一定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反方

　　应该警惕舆论审判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我的一位研究生，曾被电话诈骗1万元，后来我们也采取过一些救济措施，如报案、求助于媒体等，但至今依然未能破案。

　　其实不少人都遇到过类似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徐玉玉案迅速告破之后，反而引起更多争论的原因。徐玉玉案的迅速告破是一个偶然事件，一方面，临近开学，这个诈骗案触到了教育收费的痛点，另一方面则和愈演愈烈的电信诈骗有关，因此迅速成为舆论热点，推动破案过程，但这是不可复制的，大多数诈骗案件不可能引发这么大规模的围观。

　　围观使得案件迅速告破，这看起来是一件好事，多元社会必然声音多元，舆论监督不可或缺，司法当然也在监督的范围内。但问题是，案件尚在侦查阶段，舆论过度参与审判，甚至未审先判，舆论监督的正面作用就很可能被逆转，把舆论监督变成舆论审判。

　　就如徐玉玉案件，嫌疑犯已经落网，但是在这么多人围观之下，这么多人的口诛笔伐、无限谴责之下，最终审判的结果，会不会也“从严从重”，甚至“过严过重”，使违法犯罪的人承受超出罪行范围的惩罚？这样的事情并非没有发生过，1997年，郑州发生一起交通肇事，张金柱酒后驾车逆向行驶，撞到一对父子，孩子被撞飞后死亡，父亲被卷入车底拖行1500米，事故被报道后引发了公愤，在舆论的一致谴责下，张金柱被判死刑。这一案件后来成为舆论审判的典型案例。另一则案例是2006年发生的广州自助取款机多吐钱事件，当事人许霆一审被判无期，随后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二审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舆论监督变成舆论审判，使得舆论代替法律，法律的威严和公平被破坏，人们相信舆论超过法律，更多的不公平被淹没在少数几个热点事件背后。就好像最近的明星离婚案，大家不是按照法律的程序维护自身权益，反而在往上不断地晒证据攻击对方，这意味着当事人可能觉得舆论的优势更胜于法律的裁断。

　　一直以来，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法律的归法律，舆论的归舆论，媒体怎么炒作是媒体的事情，司法机关不受影响就可以了，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舆论一旦关注，司法不受影响的可能性就太小了。

　　当然，警惕舆论审判，不是不需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本身是维护公正的途径之一，关键在于以怎样的方式去监督，特别在互联网时代，自媒体非常发达，因此更迫切地需要一套完善的舆论规则。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厘清。第一，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首先要推动新闻市场的健康和完善，否则就可能出现一边倒的舆论暴力。第二，舆论要宣扬正向的价值观，但同时也应该允许批评，批评也是建言的一种，批评负面价值，也是建立正向价值的一部分。第三，一些律师善于利用媒体达到目的，这就需要媒体有全面而平衡的报道观，不能偏颇，一旦偏颇，就可能使得一些人利用媒体得利。第四，媒体的从业者一定要提升自身的法律素养。

　　知道法律常识、遵守法律是前提，平衡报道则是职业素养，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这一点，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乃至自媒体都是一样的。尤其是自媒体，目前在管理上虽不能完善，但国家目前在自媒体的管理上，已经有很多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严格按照这些规定管理，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造谣现象。

　　●记者手记

　　法律即正义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重耳率诸侯至河阳，周天子来见，《竹书纪年》中记载“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这样的记载看起来不算什么，但到了孔子那里就行不通了，因为天子跑来觐见诸侯，有违“君臣父子”的传统伦理，所以孔子在《春秋》中大用春秋笔法，为天子遮丑，改成“天王狩于河阳”，说天子其实是去狩猎，顺便接见诸侯。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是圣人，也是史家，圣人是最高的道德模范，史家则讲究秉笔直书，当两者不能兼得时，孔子也需要痛苦地选择，舍弃真相，维护价值。

　　两千年前圣人的苦恼，今天的人同样也有：当我们过多地表达个人的价值时，是否会因此造成意料之外的问题？我们一心祈求正义，但是否也会因为过于迫切，反而伤害了正义？

　　幸好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有办法解决圣人的矛盾，不必做痛苦的选择。现代社会中，法律是最高的准绳，也是底线的道德，法律追究真相，也维护价值，从本质上来说，舆论和司法之间并无矛盾，舆论所追求的真相、正义，本身也是法律的目的。之所以出现舆论审判、舆论倒逼司法等现象，和法治建设的尚不完善有关，所以，努力推动法治建设，提升公民的法治意识、法律素养，才是消弭矛盾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