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好农民，不配叫专家”

　　“不是好农民，不配叫专家。”郭进考常把这话挂嘴边。

　　“要当一名好的育种家，基础理论是必须的，但并非有了理论知识就能育出好品种。”郭进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搞育种思路决定出路，实干决定效果，我看一个人算不算育种家，先看他干的农活漂亮不漂亮。要是连田垄都整不好，种子都播不匀，那即便是再好的想法，也得不到科学的数据。你想想看，麦子种都没种好，品种的特性不可能有效表达，那他积累下来的研究数据就没有任何价值。”

　　郭进考是首席小麦育种专家，但他却经常向农民拜师学艺。

　　“生产队队长该有的一身本事，我全都得学精学透。”郭进考说，“农民有很多好经验，只是他们大多不善总结归纳，难以形成种植模式和系统理论。作为一名研究小麦的科技工作者，我要做的就是把农民们的好经验变成能写进书本的知识。”

　　小麦育种是一项技术要求精细严谨的复杂工程。一个优良品种，从几百个、上千个原始材料选配杂交组合，经几代筛选，到审定推广，有时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麦子从种到收，不下50个环节。从秸秆粉碎到旋地耕地，从查探底墒到播撒化肥，许多重要实验工序，郭进考都亲自完成。“化肥撒不匀，好品种也难出好产量，材料的优势不能展现出来，有可能就会漏掉有可能成为优秀品种的好材料。”实验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郭进考也像在地里“扎了根”，不敢有片刻大意。因为：“一旦气温骤降，不及时采取措施，两个小时样本就可能被冻死。”

　　郭进考办公室的书架上摆着本书，他常拿出来翻翻：《细节决定成败》。

　　从上千个原始材料确定亲本，再从上百万株的后代中寻找那粒符合要求的种子，育种之难可谓大海捞针。

　　做杂交是育种的基础性工作，每年要做上百个组合，要选3000株母本并在每一株母本上选留20个粒，再为每一个粒去掉3个小如米粒的雄蕊。在必须去掉的18万个雄蕊中，如果有1个雄蕊未能去掉，就有可能丢掉成功的机会。接下来，再搜集己选定的6000多株父本上的花粉，拿来为去雄的麦穗授粉。为防止串粉，每一株受粉麦穗都需要被精心包裹起来。

　　听上去就让人头痛不已的繁杂实验程序，是郭进考工作中的规定动作。头顶烈日，单膝跪地，去雄、授粉。每年“五一”前后是小麦杂交的时节，郭进考都是这样埋头田间。而温室中进行的杂交实验，则全年无休。

　　鞋头挂着土，裤脚别在袜筒里也浑然不觉，头发显然是用手代替梳子往后抹了几把了事。站在布置得体的办公室里，郭进考的“日常造型”有些不太搭调。但这身打扮，不管走到哪个地头上，都能帮他和正忙着活计的麦农迅速打成一片。

　　郭进考能当农民，还能当好农民，这让他这位全省小麦育种首席专家，有着与麦农相通的思维方式，也让他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

　　“服务，来源于生产的需要，只有了解生产存在的问题，才能把握育种方向。”作为首先是一名“好农民”的专家郭进考，了解农民需要什么。

　　每年，郭进考都要多次赶赴我省不同麦区考察，这位大专家给麦农开出的，往往是“土药方”和小窍门。

　　郭进考喜欢以农民的方式亲近麦田，麦田也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对话郭进考，向他展示实验室里无法窥探的秘密。

　　“当官？可别耽误我干活”

　　勤学苦干、细致严谨。全身心投入到小麦育种科研中的郭进考，很快小有成就、脱颖而出。

　　有领导主动找郭进考谈话。“老郭，所里缺个带头人，你来当所长如何？”

　　郭进考想想说：“还是算了。当了所长，手里的活哪儿还有时间干？我不适合。”

　　这是1990年，郭进考培育多年的“冀麦26”正值大面积推广的关键时期。那个时候，河北省一直没有自己的小麦当家品种，“冀麦26”能否成为打出“冀”字招牌的“第一炮”？

　　“冀麦26号”快出圃的时候，遭遇雷雨天气。电闪雷鸣间，地里的人都慌慌张张往家跑。郭进考却和课题组同事如癫似狂般往地里钻。天上雷电不时炸响，豆大雨滴劈头而至，资源圃中千余种小麦材料在狂风中飘摇，“泰山号”倒了，“津丰号”趴下了，越来越多的品种匍匐在地……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紧了田中的“冀麦26”。

　　不负众望，“冀麦26”虽经风雨，挺立未倒。

　　“冀麦26”的横空出世，让业界为之一震。当时普通小麦亩产常在两三百斤左右，而“冀麦26”在大面积种植条件下，亩产达到700多斤，产量较普通品种高出一倍多。短时间内，这个高产优势突出的新品种就创下三项全省第一：推广面积最大、推广速度最快、增产效益最高。

　　1991年，“冀麦26”将中专生起步的郭进考推上国家科技奖的领奖台。

　　能在市级科研院所摘得国家大奖的并不多见，郭进考因此成为农科所上下公认的“科研尖子”。此时，领导又一次找上门来。

　　“老郭，这所长，还是你来当。”

　　“当官？可别耽误我干活，能保证不？”

　　郭进考没直接回绝，但反将了一军。答复出乎郭进考意料，领导许诺除个别必要事务外，郭进考仍可以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科研上。

　　1992年，被“赶上架”的专家郭进考，戴上了所长“官帽”。

　　郭进考虽非天生的管理行家，但作为一名科技人员，对当时科研院所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认识。

　　“一些科室人员配备并不合理，组织分配给什么任务，科技人员就做什么工作，个别业务尖子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积极性主动性都无从谈起。”郭进考用惯有的科技思维来考量管理制度。

　　“要变。”不愿意因为当官耽误科研的郭进考，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破陈规旧制，让每一个科研人员的科研目标都“不被耽误”。

　　“我推行了自由组合制，变分配任务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全员竞争上岗，实施目标考核。”郭进考觉着，科研工作不是“管”出来的，而是“调动”出来的。

　　新政出台，四平八稳的农科院迅速产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一些并不被人信服的部门领导在竞选中落马，一些与市场脱节的课题被中断取消。能力突出、对科研方向把握准确的人才走上台前，成为团队带头人。“这种重新组合，解决了科技人员的思想问题，也解决了科技人员之间的关系纽带问题。让他们把精力集中到一个点上：放开手脚去干事。”

　　通过“自由组合”，郭进考也搭建起了自己的小麦育种团队。“搞科研，单枪匹马干不成大事。团队是否优秀，关系科研工作成败。”郭进考的“调动”法则也应用于自己的团队之中，“不仅要给年轻人机会，更要给他们公平合理的利益回报，让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每年年度计划确定前，郭进考都要组织团队全体成员进行讨论。实验怎么安排，田间如何管理，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任务的确定，一定是在漫长争论后达成的共识。”

　　一直到退居二线，郭进考的“院长”官帽连续戴了20年。如今，郭进考等16人组成的育种团队中，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就有7名。

　　自称不会当官的郭进考，反倒成了科技人员心中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