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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考正在实验室里为技术员们分析实验数据。
“我什么时候最享受?”
11月11日,初冬的阳光穿过窗棂,现在是石家庄市农科院名誉院长的郭进考,把身体往沙发里又缩进去一些,摆了个更放松的姿势,抬头望着办公室的天花板。
“那就是在地里发现一棵好的单株,我呀,就往地头这么一坐,就盯着那株麦穗瞅啊,那个美……”
大与小,是个相对论,更多时候,仅仅是个视角问题。盯着麦穗的那一刻,从郭进考的视角看过去,视线的焦点虽只是颗尚待“去雄”的麦粒,但整株麦穗其实已“大”到占满他大半人生,身后的麦田,更是浩瀚如海。
麦浪翻起,这是属于郭进考的梦想海洋。
1973年,背着铺盖卷来到当时的石家庄地区农科所的那个年轻人,蹲坐在田垄边上,望着麦地出神。
在这双眼睛看来,只有长上麦子,一块土地才能显露她的肥沃丰饶。
郭进考热爱这片土地,所以年复一年,他愿意把自己大半生命搁在地头,眺望收获丰腴,思虑家国生计。
41年,麦海淘“金”。他带领的团队育出小麦新品种22个,5次摘得国家科技奖,累积推广3.8亿亩,增产小麦100多亿斤,成为麦农交口称赞的省首席小麦育种专家。
但相较梦想,这并不够。郭进考仍要苦苦寻找一粒金种子:节水、高产、抗逆……
这粒种子在他心中不断轮回更生,滋长遍野。
他想把那株完美的金穗子从心窝里掏出来,播种在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上。
“饿出来的梦想特别有力量”
挨过饿的人,常会做麦穗两歧、穰穰满家的梦。心有向往,求而难得,梦想往往发端于此。
“什么是真饿?就是抓住些什么就想往嘴里塞的求生本能。”
饥饿是郭进考儿时最深刻的记忆,出生在新乐市大沙河畔一个贫困农民家庭的他,从小就看到父辈们一个汗珠摔八瓣,在贫瘠的沙地里土里刨食。那时,一人劳作一年的收成,就是“轻飘飘”拎回家,瓮底都险些遮不住的二三十斤麦子。
草根、树皮,常当粮食摆上郭进考的餐桌。“就这也不是天天都有,有一回实在饿极了,没东西吃,我迷迷糊糊的就把河滩边上的曼陀罗果塞到嘴里嚼了起来……”这果子的毒性让郭进考一连昏迷了三天。
“白面馒头,管饱!”
郭进考的梦想,更像是一种呐喊,从本能的欲望中叫喊出来,不管不顾,强大有力。
“饿出来的梦想特别有力量。”这梦想属于郭进考,也属于那个时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省小麦亩产量仅仅36公斤。正因如此,没有丝毫犹豫,当求学机会摆在郭进考面前时,他选择了农校。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两年的农校学习让郭进考对于粮食增产有了科学的认识:要想有好收成,先得有好种子。1973年,走出校门的郭进考带着成为育种专家的抱负,走进刚刚创办的石家庄地区农科所。
四壁透风的办公室,几张破旧的办公桌,迎接郭进考的,是全省成立最晚、条件最差的地区农科所。
“我们那时候开玩笑说,在所里搞科研,全凭‘一把尺子、一杆秤,用牙咬、靠眼瞪’。”郭进考说,因为农科所所在的院落杂草丛生,附近农民养的猪仔常在这里组队“巡游”,农民们笑称这里是“猪科所”。
农科所建在石家庄市区北郊滹沱河古道一片荒漠的土地上,这是当年五七干校留下的废弃建筑。“石家庄地区农科所”——薄薄的一块牌子,歪歪扭扭地挂在一个砖垛上。
郭进考把牌子擦一擦,正了正。
那是个人才稀缺的年代,科班出身的郭进考很快被任命为小麦研究课题组组长。研究所的一穷二白没有难倒从小吃苦长大的郭进考。
夏天蚊蝇成群,郭进考效仿古法点蒿草驱赶;冬日寒风穿破墙而入,室内也常结冰,手冻得连书都翻不起。郭进考就去所里的公用炉子上烧几块砖,拿铁夹夹到屋里暖手。
“我的第一学历是中专。要搞育种,需要学的知识太多了。”真正让郭进考犯难的,是专业知识和实验材料的匮乏。而在新成立的农科所内,课题组组长郭进考几乎已是“头号专家”,他的问题,谁能回答得了?
郭进考决定拜书为师。《育种学》、《遗传学》、《统计学》……破旧小屋里,中专生郭进考硬生生“嚼”下了十几部大学教材和农业专著,学习笔记就写了十几万字。
但这显然不够解渴,读书越多,想法越多,郭进考脑中的问号也就越多。寻获答案,印证知识,需要埋头实践。但由于资源匮乏,实验用的基本育种材料品种都不齐备。郭进考决定带领同事们向外求援,“三下山东、四赴河南、五上黄土高原。哪里有知名小麦专家,我们就去哪里拜访。”
农时不等人,农业实验也不等人,郭进考等不了也不愿等。为寻找育种材料,并向专家求教,郭进考常昼夜兼程。“只要有票就上火车,没座是常事,有时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夜里困了,郭进考就拿张报纸铺在别人的座位下,躺下去就是一觉。
庄巧生、李振声……这些国内顶尖的小麦专家都记得这个不顾洗漱、蓬头垢面的年轻人。郭进考的求学若渴,书写在脸上,呈现在身上。
40多位专家答疑释惑,100多位同行互通有无,500多份育种材料倾囊相授……郭进考感动了当时的小麦科研界,这让他这个农校中专生,得以用国内一流科研视野在小麦育种道路上迈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