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1月8日，课题组的人们吃完晚饭，匆匆赶回实验室继续攻关。“突然，我们看到了炉子上的青蒿素针形晶体，大家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电话另一端，屠呦呦当时的助手钟裕蓉微微颤抖的声音，让记者感受到他们当年的酸甜苦辣。后来，中国科学家将青蒿素结晶单体命名为II号结晶。

　　试毒，义无反顾：“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1972年7月，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毒的“小白鼠”。

　　“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为了让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尽快应用于临床实验，综合分析青蒿古代的用法并结合动物实验的结果，屠呦呦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

　　3名科研人员的试药观察未发现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科研团队又在中药所内补充5例增大剂量的人体试服，结果受试者均情况良好。

　　为了取得一手资料，屠呦呦不是泡在实验室，就是奔走在疟区。1972年8月至10月，屠呦呦和同事们带着制备好的药物奔赴海南昌江疟区。为确保用药剂量，屠呦呦亲自给病人喂药、测体温，并守在床边观察病情、详细了解血片检查后的疟原虫数量变化等情况。

　　最终，课题组在海南完成21例临床抗疟疗效观察任务，还在北京302医院验证9例，均有效。

　　1972年11月8日青蒿素诞生后，课题组花了半年左右时间拿到青蒿素纯品100余克，其中一部分制备成为临床观察用药。

　　1973年9月至10月，制成的青蒿素原粉胶囊被送往海南疟区进行临床观察。这一次，结果显示：3例外来人口间日疟全部有效，未见明显副作用。这是青蒿素的首次临床使用，说明屠呦呦课题组所得到的青蒿素就是青蒿中抗疟的有效成分。

　　屠呦呦的肝炎并非试药所致，而是乙醚毒害。当时需要制备大量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但由于药厂停工，科研人员只能从家中搬来存水用的大缸储存乙醚，自己动手用漏斗分液提取。

　　后来，实验室的人员大多病痛缠身。钟裕蓉的喉咙下面长了肿瘤，可是回忆当年，她依然很激动：“我是屠呦呦亲自点将，能够在30岁的时候，参加这么伟大的项目，我非常高兴，也很满足。”

　　成功，归于集体：“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在肯尼亚的疟疾重灾区奇苏姆省，有个小姑娘名叫科泰新。这个名字在肯尼亚人的字典上找不到，却是中国生产的青蒿素抗疟药的名字。

　　1995年，小姑娘的妈妈怀孕时得了疟疾。如果用传统的奎宁或者氯喹治疗，即使母亲能活下来，胎儿也很容易流产或致畸。在用中国的青蒿素抗疟药“科泰新”治疗后，奇迹出现，母女平安！妈妈给她取名“科泰新”，让她永远不忘记中国药的救命之恩。

　　古老的“中国小草”释放了令世界惊叹的力量。

　　为进一步提高药效，中国科学家还研制出青蒿琥酯、蒿甲醚等一类新药。其中，青蒿琥酯制注射剂已全面取代奎宁注射液，在全球30多个国家挽救了700多万重症疟疾患者的生命，且主要为5岁以下儿童。

　　屠呦呦说：“青蒿素研究成功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成绩……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的确！药物的研创是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即使在今天，也要依靠多方面的协同。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举国体制在当年困难的条件下发挥了极大作用，这种团队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成功，归于集体，属于祖国！那些知道和不知道姓名的人们，如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小草。他们的贡献，都值得被历史铭记。

　　85年前，屠呦呦的父亲从《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的诗句中为她取名，谁料想她真的同蒿草结下生命之缘。

　　青蒿素发现已经40多个春秋，如今年过八旬的屠呦呦，仍然活跃在科研岗位上，为扩大青蒿素类药物适应症研究操劳着，为合理使用青蒿素类药物遏制抗药性的产生奔波呼吁着。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