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钱学森习得“严谨”一课

　　1958年4月，孙家栋从苏联归国，被分配到当时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总体部。那年“五一”节前，他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当时钱学森经常到总体部检查工作，并亲临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对快速进步的孙家栋青睐有加，两人接触的次数逐渐多了起来。

　　两年后，我国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的航天之路，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首枚近程弹道导弹。那时孙家栋已经担任了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

　　工作中，钱学森的言传身教让孙家栋深受触动。

　　我国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按惯例产品出厂前要完成装配、测试工作。其中惯性制导系统平台上的4个陀螺应在完成精确装配后，再拆下来重新包装运输。由于时间紧，车间师傅找孙家栋商量：“4个陀螺是同一批次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他3个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可以不用装了？”孙家栋觉得有一定道理，便同意了。没想到在发射场装配时，有个陀螺却怎么也装不上，只好立即向钱学森报告。

　　钱学森听了汇报后没有批评孙家栋，而是让大家仔细加工研磨后再试装，并亲自来到现场察看。孙家栋回忆道：“那种精密部件研磨起来很费时间，可钱老没有不耐烦。我们从下午1点开始，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装好，他在现场就一直陪到凌晨4点。”这件事给孙家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钱老没有直接提出批评，但那种无声的力量让人感到比批评更严厉。”此后，他在工作中严抓质量，再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让“东方红一号”轻装升空

　　1967年，孙家栋迎来航天路上的第一次辉煌。他被钱学森点将，调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师。

　　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关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的一次会上，孙家栋大胆地提出了“卫星许多仪器上镶嵌着毛主席金属像章”的难题。当时正是“文革”高潮时期，发表不同意见可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孙家栋说：“总理，目前卫星的初样试验已经基本完成，可是正样卫星的许多仪器上都镶嵌有毛主席的金属像章，安装紧凑的卫星仪器可能会由于像章而导致局部发热，还会涉及重量分配，使卫星运行的姿态受到影响，另外也会增加卫星的整体重量，使火箭的运载余量变小。”

　　周总理认真地听完了孙家栋条理清晰的汇报，神情严肃地说：“我们大家都是搞科学的，搞科学首先应当尊重科学，应该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就不会有问题。”周总理的话使孙家栋豁然开朗，悬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顺利发射成功。“东方红一号”卫星总重量173千克，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它还将《东方红》乐曲送上太空。

　　“换角”成为活跃于国际航天界的谈判代表

　　“东方红一号”升空以后，孙家栋的名字就常常和我国卫星事业的首次连在一起。1975年，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1984年，第一颗同步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发射成功，两次孙家栋都是总设计师。1986年4月，他还担任我国第二代卫星“东方红三号”、“风云二号”、中巴合作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的总设计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领导我国卫星科研工作的同时，孙家栋也开始了自己角色的转换。

　　1984年1月底，孙家栋正在参与“东方红二号”的发射，航天部部长张钧要他立即返京，前往德国访问。因为德国政府力促与中国签订一个航天合作协议书，并且点名要孙家栋赴德谈判。孙家栋不负众望，成功获得向德国多个卫星高科技企业派员学习的机会。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宣布，中国运载火箭将面向国际市场，提供商业发射服务。几乎同时，孙家栋出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从此，他更多地作为中国的谈判代表活跃在国际航天界。

　　中国宣布提供火箭发射国际服务的第二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大力神”和“德尔塔”运载火箭以及欧洲“阿里安”火箭相继发射失败。不少国家将目光投向中国。

　　1988年11月，经与美国休斯敦公司谈判，中国签订了用“长征二号E火箭”发射澳大利亚两颗通信卫星的合同书。1989年1月，同中国香港亚洲卫星公司签订了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合同书。但休斯敦公司告诉中方，只有美国政府发放卫星许可证，才能履行合同。

　　此前，美国政府提出，中美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卫星发射服务协定以后，他们才能发许可证。为此，中国航天部等部委组成中国代表团，由孙家栋任团长，于1988年10月中下旬，在北京举行第一轮谈判，最后确定：双方签署3份协议备忘录。12月7日，孙家栋又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华盛顿谈判，12天后签下3份备忘录。

　　一个月后，中美又签署正式的“关于卫星商业发射服务”的协议书。孙家栋多次奔走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进行多项谈判。1990年4月7日，“亚洲一号”成功发射升空。此后，中国陆续为法国、巴基斯坦、德国、巴西等提供火箭、卫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