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奠基者们曾将美国描绘为自由民主的化身，比如杰斐逊曾宣称美国民众是国家的唯一立法者，华盛顿、麦迪逊等也曾反复描绘了美国“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将永远掌握在民众手中、权力归于人民”的完美民主图景。当代的福山亦曾认为其是人类历史的终点和最为正义的解决方案。然而，日益发酵的“邮件门”却暴露了美国民主的本质：理应保持中立的民主党高层勾结起来，通过向媒体兜售桑德斯竞选活动组织“一团糟”、将舆论焦点转移到桑德斯的个人宗教信仰问题上等，以达到排斥和打击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候选人桑德斯的目的。

　　我对此并不太意外，究其原因，在于这位没有名气，没有财力，但有社会主义倾向，号召进行一场“改变美国的政治革命”的桑德斯，主张当选后要通过立法提高普通民众的最低工资，建设政治清明和经济公平的民选政府。桑德斯的问题并非是希拉里所讥讽的“梦想家而非实干家”，而是他太敢于梦想，从而触动了美国民主的资本逻辑基础。根据夏皮罗（Ian Shapiro）等人的研究，自19世纪以来，美国民主始终“拒斥那些热衷于‘议会道路’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一旦这些社会主义者获胜，资本就会被苛以重税，甚至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体制，而这与美国民主所奠基的私有制基础水火不相容，因此，有诸多平民支持者的桑德斯就成了美国民主党高层的众矢之的。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即民主制度的导向和性质主要由所有制关系决定，这也是为什么“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私有财产才是真正的意志主体，而人的意志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单纯谓语罢了。相比于维护私有财产的统治地位，选民的意志和选民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不是美国民主首要考虑的价值，但美国宪法有趣之处就在于把自身的统治“视为普选权的结论和结果，视为人民主权意志绝对的表现。”

　　美国民主的美妙图景之下便始终隐藏着民众与资本之间的深刻矛盾与裂隙。正像杰迪戴亚·柏迪在《民主的命脉：反思美国的民主生活》中指出的那样：“美国生活最基本的悖论在于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旦将人的发展和经济平等为价值导向的民主落到实处，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因此，虽然美国两党都宣称自己是民主价值观的忠实信徒，但却早已从理念规划和制度设计等环节入手，将“民主”改造成为资本忠实的奴仆或者至少是招牌和装饰等“无害之物”，以便帮助资本主义形成抵制革命的友好气氛。

　　一旦民主的价值导向不再是普通选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即使民主的词句仍然被反复讴歌，民主的内涵也早已“被资本主义抽空了”，并进而贬值成了纸牌屋的权力游戏。对民众来说，政治的选举便只是“天国”的“彼岸”生活，虽然在披上了“普世性”的价值和科学政治体制的外衣后显得格外的强势和喧嚣，但实质上仍然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维护和遮蔽资本剥削与统治的话语体系。但是，无关民众尘世生活改善的美丽民主画像难免沦为一幅拙劣的讽刺画。

　　此次的“邮件门”已经表明，熊彼特所设想的“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的美国民主，现如今演变成了“一些个人通过小团体内举与排异的操作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其并不是“全球和平、经济正义、法权平等、民主参与、个体自由、相互尊重”的人类理想，恰恰相反，它将是这一理想得以实现的最大障碍。因为它只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可以说，“邮件门”不但暴露了美国民主的困境和矛盾所在，也宣告了资本主义民主神话的破产。同时，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导向、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必将成为人类民主的希望、未来与范本。

　　（作者系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助理）